在公立医疗体系工作了30多年后，闵燕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

 她曾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从事眼科整形工作。无论是临床、科研还是教学、管理，闵燕都取得了令同行钦羡的成绩。在她看来，离开公立医疗体系，不仅是为了挣脱行政束缚，也是为了向自己向往的“有温度的医学梦”迈进一步。

 2013年11月25日，当《中国医院院长》记者来到闵燕医生的诊室时，她上午的门诊时间还没有结束。在宽敞的诊室里，闵燕和几位助手正在给患者详细讲解病情发展、治疗方案、预后效果乃至医疗风险。闵燕耐心倾听患者提出的每一个问题，然后一一为其解答。这样的场景，与记者一周前在北京某公立医院的就诊经历差别迥异：两位医生在一间诊室同时看诊，与患者的交流寥寥无几，用最快的速度打发记者离开，甚至连病历都忘记写，只催着记者拿着药单去交钱。

 “中国基层医疗机构优质医疗资源缺乏，导致大型公立医院患者拥挤，医患之间没有充分的交流空间，隐私保护不足。在这里，我拥有独立的诊室，配有助手写病历和处理各种杂事。能够全心全意地看病，充分与患者沟通，避免了不必要的纠纷和遗漏。”同样是每天接诊30多位患者，但闵燕告诉记者，相对于在公立医院，医生有更多的时间为患者思考，患者的满意度更高，自己也感觉更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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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的门诊持续到将近下午一点，但是闵燕医生毫无疲惫之色。“公立体制下的医生要承受医教研三方面的压力，医生的很多精力没有用在患者身上。特别是刚毕业的年轻医生，论文科研和职称评级的压力太大，很多医生疲于奔命，对医疗行业产生了倦怠感，最终换单位甚至转行。”

 2013年5月美国Medscape对中美两国医生职业满意度调查显示，82%的中国医生已经产生职业倦怠感，比例是美国医生的两倍。

 闵燕一再向记者强调，“离开公立医院，并不是因为我失去了搞科研和行政工作的机会，而是我自动放弃了。我希望把全部精力用于临床。能否看好病，患者的满意度才是评价一名医生好坏的标准。”

 中国的医疗临床科研多是强制性的，虽然科研论文成果很多，但真正被世界认可的极少，其中难免存在急功近利的行为。而国外的科研完全是出于临床医生的自发兴趣，虽然时间长，但是价值成果却远超国内。“中国公立体制内医生的职称等级制度导向存在偏差。有些医生疲于奔命地搞科研、发论文、评职称，每天又要面对大量的患者，焦躁难安、身心疲惫。”闵燕回忆在公立医院的工作经历时，不免对职称等级体制造成的压力有所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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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在公立医院，闵燕在民营医院中有着更自由的生活和工作空间。北京爱尔英智眼科医院院长李俊告诉记者：“针对闵燕医生的兴趣和要求，我们不让她承担行政管理工作，给她配备了一名助手来承担相应工作，从而加强了闵燕大夫自我时间的调控性，她每天尽量按患者的诉求来安排时间。”

 在公立医院，面对蜂拥而至的患者，坐诊医生甚至没有吃饭喝水的时间，有些重症科室，甚至24小时守在病房，不眠不休。“除了医疗和压力外，医生的职业环境更令人担心。”闵燕对现在公立医院混乱情况和医闹频发感到忧虑，“医患矛盾的主要原因是沟通不足，公立医院的医生没有时间和精力与患者阐明病情，患者不明白其中的医疗风险，认为花了那么多钱还没治好病。医患矛盾越演越烈，医生成了高危职业。”

 在北京爱尔英智眼科医院工作了6年的闵燕医生，在记者临走时特别谈到。现在更希望民营医院作为基层医院的一部分力量，得到更多的支持，从而缓解公立医院的诊疗压力。她建议公立医院的专家多到民营医院坐诊，不仅起到分流患者的作用，同时也可带动基层医院医生的成长。, 百拇医药(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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