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 2013年11月5日一位医生被刺后的重生

 温岭医生被杀的消息，邢志敏是在10月26日早晨看新闻知道的，那时她正和丈夫吃早餐。

 去年4月，她被那个叫吕福克的凶手割断了颈静脉，失血一千多毫升，还有另一家医院的急诊科医生遭同一人刺颈，所幸都抢救脱险。

 邢志敏被刺后，耳鼻喉科停诊了一日。科室里的几位女医生一起买了甩棍，揣在兜里；坐椅位置也变了，原先，患者的检查椅比较大，所以靠墙放；现在反过来，为的是不让医生背后站人。

 邢志敏回到科室后，同事们默契地谁也不提那件事。而在同事看来，邢志敏还是有阴影的。

 一位小伙子耳鸣，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去神经内科看过后，又跑来耳鼻喉科。他抖着手里的处方，嚷嚷道：“他们居然给我开了抗焦虑药？我有焦虑吗？!我不吃药!药不管用!”邢志敏下意识地坐着转椅退到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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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志敏以前“特爽快、特直”，会给患者信心，“这手术没什么问题，我们医院复发率很低的。”但现在，她会反复交代每一个并发症。

 她觉得这样无可厚非，但同时感到悲哀：“这就好像去乘公共汽车，在你上车前，驾驶员反复和你强调，这车可能会自燃、可能会遇到交通事故……虽然发生的几率很小，但你说你心里会不会堵得慌？”

 《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11月4日巴林特的默哀

 100多位身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在一座孙中山雕像下无声集结，现场打出的横幅上写着，“沉痛哀悼温岭遇害同仁”。上海中山医院“巴林特小组”成员，和他们短暂离岗的同事，一起默哀了三分钟。

 2009年9月，这家上海著名的三甲医院引进“巴林特小组(Balint Groups)”。每两周活动一次。20世纪50年代匈牙利精神分析师米歇尔·巴林特创建了这种训练全科医师处理医患关系的方法，它假设“潜意识在每个人心里，不仅是在患者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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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中山医院医务处副处长杨震受邀去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演讲有关医患纠纷的应对技巧。他特意强调是“应对”而非“防范”——“根本防范不了”。

 长期顶着各种压力超负荷工作的医者需要自愈，而巴林特小组实际上是一种“集体治疗”。

 《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11月5日八成医学毕业生转行的多重警示

 八成的医学毕业生在学成后放弃从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医改政策研究专家李玲日前透露，高昂的培养成本被白白浪费。

 除了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就业难”也很严峻。在当前中国80%的患者分布在农村，而80%的优质医疗资源却集中在城市的现实背景下，三甲医院的事业编制和户口名额都严格控制，刚走出校门的应届毕业生很难进得去，而一些条件较差的基层医院，对于医学毕业生而言又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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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医学毕业生流失严重或与近年来医学院扩招，以及“宽口径”招生、重基础轻临床、重理论轻实践的教育培养模式不无关联。

 《南都周刊》2013年10月21日逃离三甲的医生

 最初，患者们追逐大医院，然后追逐有名的科室，现在逐渐地开始追寻名医。近年来，一些小有名气的中青年医生，正在计划逃离三甲著名医院。他们都还只是三四十岁左右的副教授，从医经验不是最长的，但思维是全新的。他们写科普文章，办医学知识讲座，出书，办网站，在微博、微信上发表自己对于医疗问题的看法。他们相信，有更好的职业前景：更加宽松的职业环境、多点执业带来的丰厚收入，但自己最初的为医情怀，却一直没有改变。

 “于莺继续待在协和，才是意外。”张强评论说，“临床技能优秀、为人正直的医生，在体制外更容易获得该有的尊重。”, 百拇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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