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医用设备管控的新手段轮番上演，而卫生行政部门禁止的行为却从未停止出现。

 3月14日，原卫生部在其官网发布由时任部长陈竺签署的《新型大型医用设备配置管理规定》。根据定义，其所称的新型大型医用设备是指，首次从境外引进或国内研发制造、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单台(套)市场售价在500万元以上、尚未列入国家大型医用设备管理品目的医学装备。同日，原卫生部规财司还发布了2013～2015年全国高端放射治疗设备与内窥镜手术器械控制系统(手术机器人)配置规划。

 按照价格对尚未列入国家大型医用设备管理品目的医学装备配置进行限制，这是首次。这一举措让卫生行政部门对大型医用设备的管控再次得到加强，早在1995年，原卫生部以“43号部长令”的形式出台《大型医用设备配置与应用管理暂行办法》，将行政审批作为管理大型医用设备配置的主要手段，将权力集中在当时的国家卫生部，而地方相关机构监管积极性受损。

 在大型医用设备管控中，最为业内人士所熟知的，是2004年原卫生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颁布的《大型医用设备配置与使用管理办法》与2008年出台的《卫生部甲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审批工作制度(暂行)》。前者首次对医用设备分成甲乙两类进行规划配置，后者则首次提出实行大型医用设备配置专家评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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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规定可谓是行政部门在大型医用设备管理上摸索出的一条捷径。近年来，新型大型医用设备出现的周期越来越短，卫生行政部门欲实现有效监管，则需频繁更新甲类大型医用设备目录。新规则用价格标杆对新型大型医用设备设限，继而将其纳入已有的常态化管控程序。

 有数据指出，北京地区大型医用设备人口分布基尼系数为0.33，地理分布基尼系数则高达0.56。还有数据指出，北京上海等地部分大型医用设备的人均配置标准高于发达国家……资源分布不均问题备受指责，而这些数据则遭到了业内人士批评。调查数据忽略了中国现行医疗体制下巨大的流动就医人群，因此大型设备配置远未满足患者需求。

 大型医用设备管控的新手段轮番上演，而卫生行政部门禁止的行为却从未停止出现。行政审批权与医疗机构需求间的矛盾，在大型设备配置资格问题上向来难以调和。不断有医疗机构以身试法，违规配置大型医用设备，板子高高抬起却又轻轻落下的“中国特色”惩罚措施，让违规者以低廉的代价换取了本难以逾越的配置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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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医用设备资源消耗特别大、收费特别高，一些医疗机构可能借此诱导患者需求。所以国家对其实施一定程度上的调控是必要的，否则谁有钱谁就能买岂不陷入了金钱导向?”浙江省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主任陈海啸告诉《中国医院院长》记者，原卫生部之前多次下发类似文件，但并没有得到很好实施，出现了一些医院违规配置大型设备的案例，因此新规定的针对性显而易见。

 “大型医用设备配置需要完善的评估程序。设备的配置权由医疗机构转由国家监管和配置，涉及技术水平和经济学评估。做好这些评估政策，在实施时才能收获实效。”广西医科大学人文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王前强告诉记者，卫生部门若想摆脱相关质疑，折中之举可将设备配置评估和后续的监督部分放在食药总局，卫生部门负责审批，这样执行起来更有效率，也使得医疗机构违规配置大型设备的成本升高，政策的刚性和执行力也能得到提升。

 为配合鼓励社会资本办医的“58号文”，新出的配置规划提出，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社会办医疗机构，并为其预留20%的空间。对此，王前强认为，“这个指标相对形式化，过于僵硬。”而上海市杨浦区医院协会会长金其林则建言：“很少有民营医院能达到规划中提出的三甲医院水平，政府应该放宽对民营医疗机构的限制。在类似于上海这样的城市成立一个肿瘤中心，由民营医疗机构投资检验设备，实现资源的共享和效能最大化。”

 “新规定的提法对民营医院还存在歧视，这种歧视不是一份文件就能解决的。民营医院设备配置不靠国家投资，应该有另外一套配置标准。”作为民营医院院长，广西贺州广济医院总经理、院长余小宝呼吁，大型医用设备配置“发达地区应该交给市场，落后地区则靠政府规划扶持”。, 百拇医药(张颂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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