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探求救国的道路。魏源和他的《海国图志》，我们现在都知道，但是，在当时中国，《海国图志》根本就不是畅销书，很多人都没听说过。

 日本有一个改革者叫高杉晋作，是明治维新时著名的奇兵队队长。这个人23岁时(1862年)第一次到了大上海，逛书店要买魏源的《海国图志》，书店老板没听说过。《海国图志》当时在日本是畅销书。他又要买陈化成、林则徐的兵书，也没有。老板给他推荐《佩文韵府》之类。人家要买救国救民的书，我们却推荐那种高考指南、公务员指南之类。

 于是高杉晋作又对书店老板谈起国家大事，可是老板依然表现出对夷狄很不屑的态度。

 这事对高杉晋作刺激很大，他感叹中国知识分子陶醉于空言，不尚实学，“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已为夷狄之所奴仆矣”。而他的考察团中的下层武士峰洁，在沪上目睹清军萎靡不振的状态后，便声称：“若率一万骑征彼，则可横扫清国。”

 大清国的知识分子的确提出了一些救国的方案，但中国人一贯的特点就是药方满天飞、神医遍地走、谁也不服谁。

 在那样巨大的外部压力下，中国知识分子本应该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和引导者，但实际上却全然乱了阵脚，非常浮躁，搞什么都是“大跃进”。每个人都宣称自己找到了真理，只要听我的，中国就立马得救。救国的路线之争最后成了野心和权力之争。雅的、俗的，都无一例外地成了痞子。, 百拇医药(雪珥(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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