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说，一个苹果切掉一半就不再是苹果。一个记者、作家只读社会科学不读自然科学，他眼里的世界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我是学文科的，后来的工作也不是科技领域，但是误打误撞，进入了科普写作。经过“文革”十年浩劫，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科学的春天来到了，报刊上沉寂了十年后科普文字如雨后春笋。被耽误了的一代，有的恶补文学知识，搞创作；有的恶补科学知识，准备升学或搞科研。我出于好奇，也开始浏览一些科学故事。

 那时我在《光明日报》当记者，跑科学口和教育口。科技工作者思维活跃，读书多，常讲一些他们学科领域我所不知的故事，很吸引人，科学并不枯燥。我也常采访学校，看到学生读书很苦，而且不少人对数理化有畏难情绪，心里烦躁。我发现原因不在学生，而在我们的教学不得法。科学和教育没有沟通。小孩子先有形象思维，数理是逻辑思维，很多学生一下子不适应。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我想能不能转换思维，把课本里公式、定理的发现过程、人物故事写出来，让学生像读小说一样学数理化。我决定尝试一下。

 我写的第一个故事是数学方面的。我们在初中就学过什么是“无理数”，这是个抽象概念，怎么还原成形象？古希腊有个数学家叫毕达哥拉斯，他死后几个学生在争论老师的学问。一个叫希帕索斯的说，他发现了一种老师没有发现的数，比如用等腰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除以斜边，就永远除不尽。别的学生说，不可能，老师没有说过的就是没有，你这是对师长的不敬。当时大家正在船上，争到激动时不能控制情绪，几个人便把希帕索斯举起来扔到海里淹死了。事件过后，他们反复演算，确实有这么一种数，比如圆周率，小数点后永远数不完。于是就把已有的，如整数、循环小数等叫有理数，这个新数叫无理数。这就是我小说的第二章《聪明人喜谈发现，蛮横者无理杀人——无理数的发现》。这个故事，教师在课堂上三分钟就可讲完，但学生一生不会忘。我把这故事发在刊物《科学之友》上，大受欢迎，编辑部要求接着写，结果骑虎难下，每月一期，连载了四年，1985年1月結集出版了《数理化通俗演义》第一册，1988年三册全部出齐。有一次汪曾祺先生与我同在一个书店签名售书，他高兴地为这本书题词：“数理化写演义堪称一绝”。这本书先后出了香港版、台湾版、维吾尔文版，重印20多次，不知救了多少已对数理化失去信心的孩子，很受学生和家长欢迎。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科普老前辈叶至善都曾为书作序。这是一部无法归类的怪书，它的起因，一开始就不是创作小说的文学冲动，也不是科普创作的知识冲动，而是一个记者社会责任的延伸。, 百拇医药(梁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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