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发展进入历史新时期
当前，"全球化"已成为学术界研讨的热门话题。易学同仁也深深地感到，易学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新的问题：即在此全球化时代，易学能否顺应时代潮流作出新贡献？
回顾易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易学最善于顺应时代潮流。它之所以绵延数千年长盛不衰，关键正在于其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华。
全球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必将影响国际经济、政治与文化，以至我们的日常生活。全球化，首先表现为国际经济实力的新组合，国际市场的大繁荣，商品、金融、信息的大流通。同时必然推动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多元文化的大交流。文化大交流，无可避免地导致异质文化的冲突和促进民族文化的整合。民族文化整合，伴随着文化冲突，整合的结果，将是取长补短，扬长避短，逐步缓解冲突，泯合差异，实现文化思想的更新。
全球化时代，我们面前呈现两大任务，中国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中国现代化的日益进展，伴随着世界文化的日益趋同。新时代，新任务，为中国文化建设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易学在全球化浪潮中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全球化浪潮与中国易学思想
易学发展三千年，经历过多次政治风暴的洗礼，每次历史大转折，易学总能改变其思想面貌，更新其核心话题，以别开生面的姿态，应对时代思潮发展的要求，保持长盛不衰的优势。
当代易学所当回应的，是人类面临的三大冲突、三重危机：即人与人之间冲突，引发的道德危机；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引发的社会危机；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引发的生存危机。易学以其博大的包容性、灵活的变通性，足以应对全球化浪潮中，人类面临的三大冲突所引发的三重危机，无愧“宇宙代数学”的称号。
“崇仁”“尚诚”以正人心，缓和人际紧张关系，化解道德危机。
经济全球化促进市场繁荣，激励竞争机制，带来公平竞争，推动社会进步的良好效果。但不可避免地带来严重负面影响：个人主义泛滥，拜金主义盛行，享乐主义嚣张。尔虞我诈之风，破坏了公平竞争；产品包装时新，掩盖着伪劣产品；贿赂贪污，屡禁不止，瞒赈漏税，层出不穷。父子兄弟之间，掀起商战狼烟，亲情爱情烟消云散，人际关系日趋紧张。道德堕落，人格卑污，诚信毁灭，仁义扫地。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权可营私，“有权不用是傻瓜”。《孙子兵法》，成为商战宝典；《鬼谷》谋略，沦为贪诈手册。金钱美女，成为糖衣炮弹；欺蒙拐骗，令人家破人亡。道德危机，日益堪忧。
《易传》高瞻远瞩，宣扬“崇仁”、“尚诚”的处世准则，至今不无教育意义。《易传》将仁义定为做人的根本、人道之核心。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系辞下》第一章）不仁不义或为富不仁，即违反“人道”，人所不齿。又说“君子体仁，足以长人”。（《文言·乾》）作为民众之长，首当有仁德，行仁政，一切施政举措，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节·象》）对于大众疾苦，不可麻木不仁。仁德是巩固政治团结民众的重要法宝，“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系辞下》第一章）没有仁德的执政者，其宝座难以巩固；欲增强民众凝聚力，必须上有仁爱之心，民有生财之道。西方社会，当文艺复兴时期，高举“博爱”旗帜，以反对中世纪封建统治。尔后，资本主义发展，个人主义无限膨胀，博爱思想被置诸脑后，人与人之间几无爱心可言，正如《共产党宣言》揭露的：“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中国先贤重视仁爱，孔子强调“泛爱众”。主张对人当有爱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不要伤害别人，而要努力帮助别人。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将心比心，不做别人不愿意的事。孟子也强调“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都是注重仁德的表现。如今在市场竞争机制下，与此恰恰相反，“己欲立”不欲人立，“己欲达”不欲人达。“己所不欲”，千方百计强施于人。世风日下，酿成道德危机。《易传》宣扬“崇仁”美德，确有现实意义。《易传》矫正时弊的另一准则是“诚信”，即诚实无欺，言必有信。写道：“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文言·乾》）对人不讲忠信，说话不诚实，必至信用扫地，事业无成。市场经济下，讲诚信就要说话做事做到四不：不期诈，公平交易；不作假，货真价实；不蒙骗，言而有信；不阴谋，正大光明。总之，崇仁、尚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大力发扬这一光荣传统，努力矫正市场竞争机制下出现的不仁不诚的恶劣行径，社会自会安定和谐，人与人之间将日益亲密和顺。
明法崇德以安定社会，缓解社会冲突，防范政治危机。
任何时代必然存在各种社会冲突。在阶级社会，主要表现为激烈阶级斗争；在非阶级社会，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政治、宗教集团，不同民族之间的社会矛盾亦将长期存在，只是冲突的实质和表现的形式各有不同而已。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韩非，称当时社会存在“五蠹”，即五种害人虫。他所指的是诋毁法制的儒生，摇唇鼓舌的游说之士，挥剑舞杖的游侠，鸡鸣狗盗的食客，盘剥农民的工商游食者。他断言“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国家难免“破亡”。（《韩非子·五蠹》）当今无论东西方社会，都难免新的“五蠹”之患：如强施暴力的恐怖分子，坑害人民的邪教组织，贪污受贿的蜕化分子，分裂祖国的民族败类，走私漏税的不法商人等，不除此“五蠹”之祸，亦将国无宁日，民难安生。为防范社会不稳定因素和敌对势力的滋生漫延，《易传》曾提出德治与法治并施的经世准则，至今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