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少林衣钵真传》(以下简称《衣钵》)中记载了十八家拳法，并且有“七势集连拳，总是十八凑”的文字。所以，多年来螳螂拳界便以此为根据，认定了螳螂拳是“十八凑”而成，即螳螂拳是集合了十八家拳法的精华创作出来的。而目，青出于蓝胜于蓝，位列第十八家的“王郎的螳螂”竞达到了技压群雄的“总敌”的高度。也就是说，王郎的螳螂拳是“十八凑”而成，故对其他十七家拳法全能对付。再延伸一步说，它有超越武林唯我独尊的意思。于是，螳螂拳派便引以为自蒙。但终于有人看出了其中的矛盾之处：王郎的螳螂既然是十八家之一，哪有自家凑给自家的道理?那肯定是古人说错了，应为“十七凑”。所以继“十八凑”之说后，又有了螳螂拳是“十七凑”而成的新说法。不管多少凑，王郎的螳螂拳在众家拳法中的霸主地位就这样被确立下来了。  　　对此，有人窥破了其中的端倪，《衣钵》的作者升霄道人这不是在骗人吗?他们指出十八家拳法是升霄道人处心积虑的杜撰。是有意设下的陷阱，前十七家明显是为“王郎的螳螂总敌”作铺垫。并认为这道人给创拳人起名叫王郎，是暗喻“螂”者为“王”的意思。至于螳螂拳的后世传人梁学香在其拳潜中也提到了王郎，有人则认为，他不是受了他老师的骗，就是卜了他老师的老师的当。其意显然是在力劝大家切莫听信升霄道人的蛊惑，免致上当受骗。由此可见，升霄道人为欺世盗名而编书骗人的手法也太拙劣_『，招致今人的指责也是咎由自取。不过，此等高论在警世的同时，却极易让人惴惴地联想到当年害死岳飞的那个“莫须有”。  　　鄙以为，螳螂拳并非“十八凑”或“十七凑”而成，“王郎的螳螂”也并无意在众家拳法中称王称霸。上述对于“十八凑”和“王郎的螳螂总敌”的立论是错误的，这种错误主要是由于不顾语言环境的断章取义再加卜对文字的误读所造成的。  　　先分析一下“十八凑”。《衣钵》开篇即载有：“太祖的长拳起首，韩通的通背为母。郑恩的缠封尤妙，温元的短拳更奇。马籍的短打最甚，孙恒的猴拳且盛。黄佑的靠身难进，绵盛的面掌飞疾。金相的磕肘通拳，怀德的摔捋硬崩。刘兴的勾搂采手，谭方的滚漏贯耳。颜青的占拿跌法，林冲的鸳鸯脚强。孟苏的七势连拳，崔连的窝里剖捶。杨滚的棍将直入，王郎的螳螂总敌(有的抄本此段文字中没有“的”字)。”这就是“十八凑”所用的十八家拳法。从其文字来看，首句说的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拳法，也就是由他起个头罢了。十八家是并列关系，各家有各家的高招，这是由各自拳法的小质特点所决定的，不存在哪家能一统众家的情况。  　　“十八凑”出于下而的一段文字：“……翻车辘轳捶，六六三十六。八打八不打，八刚十二柔。七势集连拳，总是十八凑。全身十二捶，闪赚双手扣……”从中可以看出，“十八凑”指的是“七势集连拳”，并非说的是螳螂拳。“七势集连拳，总是十八凑”是有解释的：“立就七样局势，采十八家手法凑成一处，连累迭反，循环无端，，如常…击蛇，首尾俱应：如金盘撒珠，一起滚来，是为连拳。”这实际卜是套用兵法上的“常山蛇”阵法。《孙子兵法·九地》说：“故善用兵，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这段解释文字大体意思是：设立成七种用于搏击的态势，从十八家拳法中选取手法招式融合进去，使它们密切结合在一块，手法招式层层连接又重叠反复，能用而复始的运作而没有穷尽。如同常山蛇的阵法功能，身体有一处受到攻击，其他部位形成的诸多手法招式就会做出攻防反应；就像往金盘里撒的珠子都会蹦滚一样，繁密的手法招式会相互配合联动起来，这就是连拳。由此来看，“王郎的螳螂”作为十八家之一是把自己的一些手法凑给“七势集连拳”的。因之成为“十八凑”之一，哪里是十八家的手法凑成螳螂拳的道理。至于“十七凑”之说，是对“十八凑”之说的所谓修正，同样毫无道理可言。　从“连拳歌诀”谱中所记三部分内容来看，其一，“当中行手三十二门手法要诀”；其二，“左十六门贯耳破通背手法要诀”：其三，“右十六门通背破贯耳手法要诀”。这实际说的是“中门三十二，左右各十六”，是分从中门、左门和右门进行攻击的六十四种手法。“中门势宽，故有三十二门；左右门窄，故各有十六门。”至于这个“连拳”，无论是否“十八凑”而成，都不能与螳螂拳划等号。所以，螳螂拳是“十八凑”或“十七凑”而成的观点是无法立足的。至于十八家拳法中已有了“孟苏的七势连拳”，是否与“七势集连拳”重复呢?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形式类同，其内容可是一家与“十八凑”的区别。  　　那么，与“十八凑”有牵连的“王郎的螳螂总敌”又作何解释呢?一般的解作：王郎的螳螂拳对前十七家拳法全能敌得过；或王郎的螳螂拳总合了前十七家拳法的精华，数它最厉害。这种解释太过于牵强，不符合十八家拳法文字整体意义的表述。何况升霄道人再笨再偏向螳螂拳。也不会拙到如此赤裸裸地以十七家拳法作为铺垫，藉此把螳螂拳抬高到至尊地位的程度。问题出在“总敌”的错误理解上，古汉语中，“总”通“忽”。意即速度极快而又出人意料，如《礼记·月令》：“焱风暴雨总至”、“寒气总至”。“总至”是忽然来到的意思；拳法的“总敌”就可解释为出人意料地快速出招，以达到制服对方的目的。简言之，即是神速出招制敌。整句话的意思是：王郎的螳螂拳具有神速出招制敌的特点。可见出招快速和出人意料是构成“总敌”的二大要素，二者决定了“总敌”的制敌效果。  　　出于文字格式的需要，即七言或六言一句表示一家拳法，“王郎的螳螂”仅可用两字来概括其本质特点，“总敌”的选用，足见《衣钵》作者的匠心独运。“总敌”的神速出招制敌的含义，也准确恰当地表述出自然界中螳螂猎捕的高超本领。明初的刘寅，以螳螂的“奋击之势”来诠释姜太公兵书《六韬》中的“螳螂武士”。这“奋击之势”与“总敌”实际上说的是一回事。俗话说：“没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冲车所载的螳螂武士若没有神速出招制敌的“奋击之势”，要想从强大的敌阵旁侧撕开口子冲杀进去，并“可以击纵横败强敌”，谈何容易。《三国演义》中，关公斩颜良的细节就很能说明问题：“颜良正在麾盖下，见关公冲来，方欲问时，关公赤兔马快，早已跑到面前。颜良措手不及，被云长手起一刀，刺于马下。”颜良是骁勇善战的河北名将，当时已看到关公向他冲来，在他想问问“来者何人”之类的话的空当，就被刺中。可见关公的马快刀更快。关公没用青龙偃月刀的刀刃施出劈、砍类的刀法，用的是进击距离和时间最短的刀尖直前的刺法，出招快而且出乎颜良的意料。其体现出的就是神速出招制敌的“总敌”或称“奇击之势”的效应。这虽是小说家言，但罗贯中可是参加过元末农民起义的作家，战场厮杀格斗他可是经历见识过的，所以才能描写得如此内行。由此，《衣钵》中“短打手法总敌，即螳螂打也”，就可以理解为：遵循神速出招制敌法则的短打手法，就是“螳螂打”。  　　螳螂拳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可谓是武界的一大奇观。首先，《衣钵》中的渚多内容，已然变成了螳螂拳的技法理论。例如：翻车辘轳捶、八打八不打、八刚十二柔、七长与八短等等皆是。也就是说，《衣钵》中“少林短打”的诸多内容已演化进了螳螂拳的范畴。难怪有人认为《衣钵》似应为螳螂拳专著。山东的其他拳种虽也努力将《农钵》中的理论融入拳法中，可论其实践成效，均难与螳螂拳相比。其次，螳螂拳能引入多种传统哲学思想，并依此形成了几大流派，譬如当今盛行的太极梅花螳螂拳、太极螳螂拳、七星螳螂拳、六合螳螂拳等等。再次，螳螂拳广纳了非螳螂的技击拳法，譬如“翻车辘轳捶”，是取法于旋转的车轮和辘轳演化成的短打手法，本与螳螂无关，据传历史罪人吴三桂在明末就是用“翻车辘轳捶”训练明军的，而今却实实在在地成了螳螂拳的重要内容，套路和具体的招式俱有；再如“白猿”，是效仿猿猴的敏捷动作制作的技击手法，到底也变为螳螂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套路和具体的招式也都存在。如此等等的螳螂化现象，使螳螂拳系统愈来愈丰富壮大起来。一个系统的发达，在于它的开放性。螳螂拳系统的良性开放，是由它本身固有的起统帅作用的技击精髓所决定的，同时《衣钵》在清乾隆年间就已经流传于民间的事实则加大了螳螂拳的开放程度。从自然界螳螂的捕蝉斗蛇，到《六韬》所载西周初车载螳螂武士的军阵格杀，到《衣钵》记有的王郎的螳螂拳或螳螂打，“总敌”可谓是贯穿其中的灵魂和主宰，也就是有短打性质的螳螂拳的技击精髓。螳螂拳从单式到组合式到套路的编排，无不是以“总敌”为核心来进行的。其理论也是对“总敌”思想的延伸和扩张。这决定了螳螂拳鲜明独特的实战性。擅技击的螳螂拳师无论拥有什么制敌绝招，也脱离不了“总敌”诀窍的娴熟运用。总之，“总敌”促成了螳螂拳的发展壮大。　综上所述，将螳螂拳视为“十八凑”或“十七凑”而成，是主观倾向性的错误推断；将“王郎的螳螂总敌”看做是在宣扬螳螂拳凌驾于其他拳法之上的观点，则是个人的好恶加上对古汉语的误读铸成的谬误。螳螂拳界致力于对《衣钵》的真伪、以及其与螳螂拳的关系等等问题的探讨研究：倾心于对谜一样的螳螂拳创始等情况的破译，这都是对祖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尊重和贡献。只是能尽量避免陷入由于主观因素所造成的一误再误、以讹传讹的怪圈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