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产生灭活酶：灭活酶有两种，一是水解酶，如β-内酰胺酶可水解青霉素或头孢菌素。该酶可由染色体或质粒介导，某些酶的产生为体质性(组构酶);某些则可经诱导产生(诱导酶)。二是钝化酶又称合成酶，可催化某些基团结合到抗生素的OH基或NH2基上，使抗生素失活。多数对氨基甙类抗生素耐药的革兰阴性杆菌能产生质粒介导的钝化酶，如乙酰转移酶作用于NH2基上，磷酸转移酶及核苷转移酶作用于OH基上。上述酶位于胞浆膜外间隙，氨基甙类被上述酶钝化后，不易与细菌体内的核蛋白体结合，从而引起耐药性。

(2)改变细菌胞浆膜通透性：细菌可通过各种途径使抗菌药物不易进入菌体，如革兰阴性杆菌的细胞外膜对青霉素G等有天然屏障作用;绿脓杆菌和其他革兰阴性杆菌细胞壁水孔，或外膜非特异性通道功能改变，引起细菌对一些广谱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包括某些第三代头孢菌素的耐药;细菌对四环素耐药主要由于所带的耐药质粒可诱导产生三种新的蛋白，阻塞了细胞壁水孔，使药物无法进入;革兰阴性杆菌对氨基甙类耐药除前述产生钝化酶外，也可由于细胞壁水孔改变，使药物不易渗透至细菌体内。

(3)细菌体内靶位结构的改变：链霉素耐药菌株的细菌核蛋白体30s亚基上链霉素作用靶位P10蛋白质发生改变;林可霉素和红霉素的耐药性，系细菌核蛋白体23s亚基上的靶位蛋白质发生改变，使药物不能与细菌结合所致。某些淋球菌对青霉素G耐药，以及金黄色葡萄球菌对甲氧苯青霉素耐药，乃因经突变引起的青霉素结合蛋白改变，使药物不易与之结合。这种耐药菌株往往对其他青霉素和头孢菌素类也都耐药。

(4)其它：细菌对磺胺类的耐药，可由对药物具拮抗作用的PABA的产生增多所致，也可能通过改变对代谢物的需要等途径。

抗生素的发现始于一九二八年，一位英国科学家弗来明(Alexander Fleming)在培养细菌的过程中发现培养皿遭霉菌污染，很特别的是在那一团霉菌的附近细菌都无法生长，由此推论那霉菌必然有杀菌的能力才能使细菌无法生长，经过研究才发现霉菌会制造一种成分来消灭细菌，这是不同生物间互相对抗以求生存的一种手段，这种由生物体(如霉菌)制造来对抗另一种生物(例如细菌)的物质就是“抗生素”，这第一个被发现的抗生素就是盘尼西林。随着时代的进步，有越来越多种抗生素发现，也有些抗生素是由原先自生物体的制造物再加以改良其化学结构以求增加疗效，这些抗生素救了许多得到病菌感染的患者，然而随着这些药物的大量使用，抗药性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抗药性的存在并不是自抗生素大量使用后才开始的。他也是依照物种之间互相对抗求生存的法则，既然某霉菌能分泌抗生物如盘尼西林来消灭某细菌，那么该细菌若没有对抗之方法岂不就灭种了。所以该细菌自古以来便发展出对抗抗生素的方法，或是改变其细胞壁，或是产生抗生素分解？所以抗药性是物竞天择的结果，自古即有。然而自发现抗生素以后至今之大量使用抗生素，却使得只有对抗生素产生抵抗力的细菌能够存活下来，于是具有抗药性的病菌就越来越多，人类用来对抗病菌的武器“抗生素”有效的也就愈来愈少。虽然仍有新药在研发，细菌发展抗药性的速度却不下于人们发明新药的速度。所以有人悲观的预期“后抗生素时代”--抗生素无效的时代就要来临了。

我国早年因为传染病很普遍，所以使用大量的抗生素，再加上药房销售及农牧业使用抗生素，如今我们同许多国家相比具有较高比例的抗药性病菌不能不说是以往种下的因而受此结果。所幸根据国外研究，在抗生素合理使用下，可以使一个医院、一个小区、乃至于一个国家的病菌对抗生素具抗药性的比例下降，使感染的患者得以有药可医。

如今我国已重视这一问题，卫生署、乃至于健保局对于医师抗生素的使用都有严格规范，对于民众的建议则是以下的“三不政策”：

(一)不自行购买--抗生素是处方药物，不要自己当医师，有病一定要去看病！

(二)不主动要求--抗生素是用来对付细菌的，所以要在确定细菌感染时才有疗效，这就需要专业的评估。如果是感冒就医，有百分的感冒都不是细菌感染，而且抗生素并不能加速复原，不必主动向医师要求开立抗生素。

(三)不随便停药--抗生素治疗针对不同的细菌及目的，有一定的疗程，一旦需要使用抗生素来治疗，就要乖乖地按时服药，直到药物吃完为止，以维持药物在身体里的足够浓度，以免制造出抗药性细菌而让它伺机而起。

抗生素抗药性对全民健康是一大威胁，需要医界及民众共同努力达成减量及合理的抗生素使用之目标，我们才能享受在有感染症时、有抗生素可以救命的善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