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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想清者自清，但最终没能逃出药品回扣网，竟然给自己亲属开了回扣药

 按照用药原则，选用有效的药品、副作用小的药品、价格便宜的药品，张曙按照自己的方式给病人看病，试图摆脱药品回扣。但是，“回扣已经让我无处藏身。”张曙说，尽管想清者自清，但他最终没能逃出药品回扣网，还竟然给自己亲属开了回扣药品。

 2002年年初，张曙给其亲属看病，开了处方，但在交费时发现：明明是他开的处方，交费清单上的处方医生竟变成了“戚德如”。医院里根本就没有“戚德如”这个人。其后，张曙开始留心，发现自己所开的每一张处方都打印着“戚德如”的名字，他想了想，“戚德如”不就是“吃得有余”(当地方言)的谐音吗？

 “这是医院专门编出来对付像我这样‘不可靠’的医生的，这些医生所开处方全部被计入‘戚德如’名下。这样，药商就找不到处方医生，回扣的事也就不会被我们发现了。”

 事发后，经过和医院的理论，2003年2月,张曙所开处方得以恢复真名。次月的一个傍晚，张曙收到了他的“第一个信封”。

 张曙说：“我还得站出来举报回扣，我已经无处可逃。”

 他开始收回扣，搜集证据，调查回扣网络，大量搜集有关医改的相关文献，他发现整个医疗系统已经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回扣网络。

 他发现，尽管药品回扣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开始实行药品招标，但事实上，这给回扣药品披上了一件合法外衣，使回扣药品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医院。目前医院有回扣的药品达400多种。

 随着药品回扣品种增多，一些本来质量过关很好卖的药也卖不出去，一旦某种药品通过降价中标，那就意味着陷入绝境。上海生产的一种抗生素“浦虹”，以前每盒56元，医院每月销售7000盒，后来降到了5.5元,销售量已不到300盒。

 安徽省淮北市药业公司生产的华蟾素注射液，每盒原价3元都卖不动。2004年3月,该公司总经理尹西才被判刑后接受《安徽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为了让这些药品得奖，能挤进医保药物行列，要去打通关键环节人物。后来成功了，结果同样的药品卖到了288元一盒。”目前，华蟾素注射液经过招标、降价，现售价为266.8元。据说，现在一盒的回扣是50元。

 张曙说，他是严格按照病人的病情需要来开药的，就这样，一个月下来也有1000元~2000元的回扣。“在院里,一般临床医生每月收取的药品回扣在1000元~5000元之间。狠一点的医生，一个月超万元很容易。而医院极少数掌握药品购销权的人，回扣只能用巨额来形容”。

 他认为，在收取药品回扣的利益链条上，医生是最后一个环节，但医生直接面对病人，医生成了矛盾焦点，这对医生是不公平的。“回扣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应该跳出医院看回扣，跳出医疗系统看回扣。”

 与其让回扣被其他人吃掉，不如用在合理的地方

 2003年5月的一个傍晚，张曙收受了装有回扣的一个信封。此前，他极力反对收受回扣，此次则让他的同事十分惊讶，认为他也成了“自己人”。

 5月16日，安徽省妇联接待了一位捐款者，他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不愿拿走捐款收据，最后只留下了“李存田”的名字。

 然而，让医院的同事没有料到的是，这位“李存田”就是张曙。他将所收回扣捐给了安徽省妇联，以帮助安徽贫困地区的贫困家庭中即将失学、辍学的儿童完成9年义务教育。

 3年来，张曙守口如瓶，忍受了同事的挖苦、讥讽和不理解。

 安徽省妇联儿童工作部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3年期间，“李存田”共捐4.5万元，捐助贫困失学儿童近百名，他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来捐款，少则数百元，多则数千元。

 张曙说：“我收回扣是为了掌握证据，捐给慈善机构是把钱交给可靠人，用到合理的地方。”把回扣捐出去，并不是他高尚，这笔钱是灰色的，不干净的，是带血的，他只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张曙向记者出示了30张捐款收据，共计金额4.15万元，他同时向记者出示了200多个信封和300多张名片。

 信封是医药代表们装回扣用的，每个信封上写着药品名称、7×5、6×10等数字，以及“急内张主任”等一些字样。

 张曙说，这些都是医药代表写的，前面的数字代表药品数量，后面的数字代表回扣数额。

 信封上的统计数字都是医院内部的人统计的，医生开了多少药，有专人统计处方，每个月月底都按药物的种类打印出清单，然后提供给药商。

 张曙说：“医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回扣网络。药品回扣已经让医生无处藏身。只要你开药治病，就会有回扣，与其让回扣被其他人吃掉，还不如用在合理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