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欧洲的时候，安德烈十四岁。当我结束台北的工作，重新有时间过日子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有了驾照，可以进出酒吧，是高校学生了。他的脸上早就没了“婴儿肥”，线条棱角分明，有一点“冷”地看着你。我极不适应——我可爱的安安去哪里了？

 我走近他，他退后;我要跟他谈话，他说：“谈什么？”我想和他说话，但是一开口，发现即使他愿意，我也不知说什么好。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在德国，我在香港，电话里的对话只能这样：你好吗？好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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