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并未与辅仁的天主教背景产生矛盾，反而是一种相辅相成。自从利玛窦入华传教以降，西来的天主教传教士们大都热衷于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有不少人达到很高造诣，能以文言创作者也不在少数。

 晚高峰的北京前门西大街，车水马龙之中华灯初上。略北，天主教南堂那座宏伟的巴洛克式山墙。让许多初经此处的行人忍不住稍稍驻足仰望。熟悉这座教堂历史的人，仰望止于可能还会想起曾在此处传教治学的利玛窦、汤若望，会想起它是康熙帝拨款重修的“皇家教堂”……

 当年的北平辅仁是由天主教会创立与管理的大学，而在北京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堂里谈论辅仁和陈垣先生的往事，令人倍感亲近。而给我们讲故事的人赵建敏，亦与故事的主人公颇有渊源。当年陈垣钟爱的弟子、复旦大学教授方豪神父曾主持“北平上智编译馆”，翻译了大量天主教神学经典，而赵建敏则是该馆的现任馆长。虽然要聊的故事都是尘封已久的往事，但赵建敏掰着手指头一一道来，倒像是刚刚亲历一股。选择陈垣并非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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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仁大学是一座天主教大学，很多人一听到“天主教”几个字，脑子里便会浮现出影视和文学作品中那种教师全是修士、学生皆身着黑袍且一脸严肃的校园。其实，人们想象中的这种教育机构，是“教会大学”、或者神哲学院，而天主教大学除了办学方是天主教会之外，基本上与其他世俗高校无异。不过赵建敏认为这并非是如今的人们少见多怪，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术界兴起“非基督教运动”，教育界爆发“收回教育权运动”时，辅仁等天主教、基督新教大学也曾被诟病为“向学生灌输西方宗教”、“进行奴化教育”，而遭到冲击。辅仁创校之初(时称北京公教大学)由罗马教廷委托本笃会管理，故而首任校长就是本笃会的神父、美国哲学家奥图尔。为了应对“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冲击，校方决定将校长更换为中国人、而且尽量规避天主教的元素。时任副校长的陈垣是中国人、而且不是天主教徒，再加上已于学术界颇有影响力，出任校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如此说来，辅仁选择陈垣不免带着一点“无奈”之感。赵建敏却认为，收回教育权运动只是一个契机，陈垣执掌辅仁，是双方的互相选择，是顺水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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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17年，陈垣结缘辅仁，就是因为他听说辅仁的创办人之一、《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英若诚之祖父、英达之曾祖父)收藏了很多教会史的文献，而他当时正致力于研究元朝也里可温教(基督教一支派)的历史，所以很冒昧地写信求见。熟料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英氏又将辅仁另一位创办人、“复旦之父”、著名学者教育家马相伯介绍给了陈垣。1925年，马、英二人在京筹办天主教大学终获成功，他们当即就推荐陈垣担任副校长。1926年英敛之临终前，更是将大学的教务重任交托于陈垣。陈垣入主辅仁后，也得到了一个展示自己才学的良好平台，不但他本人在此间成为了中国首屈一指的史学大师，还培养出了一批伟大的学者。

 致力国学 缘自办学宗旨

 既然选了陈垣当校长，辅仁就免不了要在国史、国文上面下功夫，这会不会违背了教会方面办学的初衷呢?

 赵建敏表示，从各种史料中，从未发现辅仁在国学方面的执着追求曾遭受到什么非议，而其实陈垣任校长以先，辅仁就已经拥有很强烈的本士情怀了。如前文所提到的辅仁创始人之一马相伯，清朝同治年间曾在教会所办的徐汇公学任校长，他本人虽系天主教徒，且熟知西学、外文，却在教学中强调国学，甚至促成了不少学生参加科举，并获得功名。为此，马先生与学校的管理方耶稣会发生严重冲突，被迫调职。他直接或间接的弟子中，亦不乏蔡元培、黄炎培、胡敦复、邵力子、李叔同、于右任等在国学方面见长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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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仁正式获罗马教廷认可成为天主教大学之先，曾一度定名为“辅仁社国学专修科”。而自创校时起，就以“介绍世界最新科学、发展中国固有文化”为办学两大支柱。在马、英二人和后来陈垣的努力下，辅仁通过各种途径，从北大等名校和社会上招揽来了刘半农、朱希祖、赵万里、马衡、余嘉锡、陆懋德等国史、国文名师。就连辅仁的校训“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也非天主教语汇，而来自《论语·颜渊》。

 由是可知，弘扬国学，真乃辅仁办学之重要初衷。

 在赵建敏看来，宣传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并未与辅仁的天主教背景产生矛盾，反而是一种相辅相成。自从利玛窦入华传教以降，西来的天主教传教士们大都热衷干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有不少人达到很高造诣，能以文言创作者也不在少数。虽曾在清朝发生了“礼仪之争”的重大遗憾，但自近代以来，天主教着力于教会的“本地化”。1919年，罗马教宗本笃十五世还颁布通谕《夫至大》，要求各国的神职人员尽量由本国人充任、外来传教者则应尽心学习所在国家的语言和文化。洋溢着国学气氛的辅仁大学，正是天主教本地化的重要平台。在这个平台之上，国学与西学得以融会贯通、儒释道与基督信仰得以平等交流；教内信众可以培育国学素养，教外的学人学子可以深入了解基督信仰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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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垣本人就是这一平台的直接获利者，他的几篇宗教史名作《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袄教人中国考》《摩尼教人中国考》《基督教入华史略》《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昊渔山生平》《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等，皆是在辅仁大学及其前身所汇集的文献与教内外人脉之基础上完成的。

 辅仁虽逝 精神遗产尤在

 辅仁的传奇成就，固然有马相伯陈垣诸公的努力、以及中华文化之滋润。但赵建敏深信，其基础仍是《天主教大学宪章》所明确的办学宗旨。

 在罗马教廷颁布的这份“宪章”中规定，天主教大学要“藉著理性的努力，把两个经常容易视为对立、好像矛盾的存有层面——即探索真理与肯定已知真理的源泉，生活化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就得以让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基督神学得以整合共融，而不同文化、不同观点，甚至不同的宗教信仰，也得以自由生长。信仰的自由以及学术的自由，亦是天主教大学办学原则的首条要旨。除此之外，“宪章”中还明确要求学校需以无私地服务社会为己任，而且要对伦理问题投入关注。因为“如果不信奉伦理先于技术、人重于事物、精神高于物质，就很难真正对人类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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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建敏多年以前曾在比利时的天主教鲁汶大学教会法学院攻读硕士与博士学位，得以亲身体验在天主教大学里的学习与生活的感觉。在记忆中。有两点令他至今仍深有感触。第一是大学机构完全地分散在城镇之中，让学生在校园中就可以深入接触社会，这对于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鲁汶大学来说尤其重要。其次，就是学校为基督新教甚至伊斯兰教的学生提供宗教服务，彰显出“一所天主教大学的非天主教特色”。

 2010年是利玛窦逝世400周年，在台北复校的辅仁大学主办了一次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赵建敏当时作为嘉宾之一也受邀赴会。在台北辅仁期间，他走访了校园，参观了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发现北平老辅仁那种中西交融、着力国学的传统依然活在当世。

 赵建敏认为，这种传统随着最近一段时期的学术与文化气氛的复兴，尤其“国学热”的发展，也已悄然在中国内地复苏。而托福于两岸关系的持续走暖，台北辅仁大学今年也已经开始在大陆招收新生。虽然过去与现在，围绕着辅仁曾发生过许多恩恩怨怨，但和解与其生已经是时代的主题，更是两岸的未来、是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

 但愿“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句儒家古训和辅仁校训，也能成为时代之训。, 百拇医药(喻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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