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期刊 《老同志之友》 2009年第4期 编号:11725309 廖沫沙笑谈“老对手” http://www.100md.com 2009年4月1日 《老同志之友》 2009年第4期
  一场特殊的展览《见证红岩—档案文物资料解密展》，曾经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纪念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和国民党军统集中营旧址迎接过万千客人。它以真实的历史资料，向人们展示出

 许多有关红岩的秘密。

 (一)

 从报道中，我关注到一条：展品中一张由国民党军统特务绘制的“人物关系图”，可见证当年中共南方局被特务监视的程度。在那张“人物关系图”上，周恩来被列于中心部位，即“核心监视对象”。四周分别是邓颖超、吴玉章、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等。再往外，是郭沫若、田汉等人以及大公报、中苏文化协会等机构。最外面的，甚至有国民党左派如冯玉祥等人士。这些人士或机构被大批的特务死盯死守。

 就我所知，这是完全真实的历史回放。记得22年前，采访当时尚健在的、抗战时期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主任廖沫沙时，他曾经说起此中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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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的是，在1987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晌午，我们的交谈竟是从他们当年的老对头沈醉说起。更有意思的是，从前的对头，此时已经成为他的朋友。这是很值得记录下来的一段红岩后史—

 (二)

 廖沫沙微笑着谈道，他与沈醉同为全国政协委员，春天时都列席了人大会议。那天开全体大会，在人大会堂二楼，沈醉一见面就热情打招呼，然后两人始终就坐在一起开会。因而我们聊及重庆办报的往事，问及“你跟沈醉先生熟识吗”时，他笑着答道：“啊，情况会变化的。后来，他已经是我的朋友了嘛。”

 一对多么奇特的“朋友”!我想起了沈醉的回忆录《我这三十年》，其中讲到他1960年受特赦来到北京，当听说在高层领导着他们这批获赦前国民党战犯的是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时，他惧怕不已。曾经担任重庆地区军统特务要职的沈醉这样写道：因为廖沫沙“抗战时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时，是军统重点监视人之一。我想，他一定不会忘记特务对他多年进行的种种阴谋，他纵然不报复我，也免不了会要另眼相看，这对我是不利的。所以我在几天以后与他见面时，便向他请罪，承认过去对不起他。可是出乎意外，他反而安慰我，要我不要背这种包袱。”记者将书中这段意思大致复述了一下，随后发问：“你在重庆时可曾知道沈醉他们布置军统小特务跟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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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沫沙几乎不加思索就答复：“不知道是谁布置的，当时就知道有特务盯梢。尤其在1943年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之后，对我们党主办的《新华日报》的压迫加剧，特务盯梢也很猖獗。”《新华日报》的社址在重庆市郊的化龙桥。廖沫沙担任编辑部主任，平时每天上夜班，就住在报社，不进城。只有星期六放假一天，由总编辑章汉夫代值夜班，廖沫沙可以进城买点东西，会会朋友。每逢这种时候总是会发现有“尾巴”—特务盯梢。有一次，廖沫沙与同事胡绳(后曾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进城，到曾家岩50号周恩来公馆去开会。刚搭上一辆马车，一个特务便也想挤进来。因为这辆马车小，只有两个座位，那特务见已满座，便跳上前面车夫的座位，同车夫并排而坐，且时时回过头来窥视。见特务如此嚣张，廖、胡二人均气愤不已。

 “那天，还发生一件事呢。”廖沫沙接着说。那是从曾家岩出来后，他想去看看住在市区的张友渔(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便乘上公共汽车。不料又发现身后有“尾巴”—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廖沫沙上车他也上车，廖沫沙走到哪他跟到哪。为了不给张友渔添麻烦，廖沫沙在马路旁一面走，一面寻思着对付的办法。张友渔家前面临大街，后面是一条两头贯穿的小胡同。眼看小胡同已近，廖沫沙蓦地加快脚步，一下子把“尾巴”甩下二三十米。仗着熟悉地形，他一拐进胡同就侧身闪入一座小公厕……特务悻悻远去后，廖沫沙才走出来，进入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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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三)

 后来廖沫沙感到当时几次受了特务的气，而且不止自己一个，还有好些同志，大家都说要写点东西揭露一下。他想了想，就借了《史记》中孟尝君的故事作由头，于1943年11月写了一篇讽刺小说《咸阳游》。小说中把共产党在重庆的人员比为孟尝君留驻秦国，把国民党的特务监视比为秦国特务统治森严。为了使这篇历史讽刺小说送检通过，不仅写得很隐晦，而且在副刊编辑送审时特意把这篇稿混在一大堆别的稿件中，乘傍晚送检最忙碌的时间送去检查。国民党检查人员大约以为是一篇无关紧要的历史故事，盖上“检查讫”的大印，发回来了。《咸阳游》在《新华日报》发表后，进步读者反映说：对国民党的特务统治讽刺得真痛快!

 既然极端憎恶国民党特务的丑行，为什么廖沫沙解放后对沈醉一点不仇视？而且照沈醉在回忆录中所说，对于他的具体生活困难，对于他准备赴港探望前妻等烦难事，廖沫沙还多次布置下属部门帮助解决，使他感动不已，这又为什么？廖沫沙的答案简单明了：“我们党有统一战线政策。人家站过来，就值得信任，何必心存芥蒂呢？”

 还是在《我这三十年》一书中，沈醉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当他与前清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一个会场上看过廖沫沙遭批斗凌辱后，两人一起为廖沫沙及其他老干部鸣不平。我想，这个事实也正好证明，他们在社会主义阳光的照耀下，已经改造成为关心国家命运的新人，成为我们党的可信赖的朋友。

 一篇历史读罢，能不感慨万千？, 百拇医药(司徒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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