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生存磨砺中，积淀了许多环保优良传统，足以让炎黄子孙感到自豪和骄傲。

 我国最早的环境保护者是黄帝。黄帝“时搏百谷草木，淳化鸟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他按季节种植百谷草木，驯养鸟禽蚕蛾，广泛研究日月、星辰的运行和水流、土石、金玉的性能。大禹继承黄帝的优良传统，曾发出诸多禁令。《逸周书·大聚解》记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周文王不仅像大禹那样要求按季节伐木、捕鱼，还不准捕获幼鹿和禽卵，以便“鱼鳖归其渊，鸟禽归其林”，让它们有一个生存的环境。可见，周文王已经懂得在向自然界索取资源时，一定要有节制，要注意时令，要按一定的季节进行捕猎活动。

 孔子也反对滥用自然资源，提倡“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孟子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的主张是把环境保护和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使二者互相促进，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观点，具有较高的前瞻性，比孔子提高了一个档次。

 古人还设有专门管理环保的官方机构，最早的是西周设置的“虞”“衡”，称之为山虞、泽虞、川衡、林衡，分别负责山、泽、川、林的保护。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颁布了《伐崇令》：“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无疑，这样严厉的法令，对于那些破坏生态环境的不法之徒具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唐宋之后的虞衡除了管理和保护山林川泽之外，还有一些其他职责。据《旧唐书》记载，虞部还“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二月曾下禁捕山鹧诏，申明“自今诸色人，不得采山鹧，所在长吏，常加禁察”。明朝规定“冬春之交，殿罟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还规定名胜古迹不得入斧斤，禁樵牧，同时要备办鸟兽之肉、皮革、骨角、羽毛以供祭祀、宾客、膳馐之需，礼器军实之用。可见，越是到后来，那些管理环境的官员的职责范围就越有所扩展。

 古人的环保意识，为我们树立了可贵的典范，我们炎黄子孙应该不断地继承、弘扬，悉心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 (朱耀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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