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16日，尚不满17岁的我从上海下乡到安徽省濉溪县某生产队。我离开上海之后，父母亲时刻在牵挂着我：一个远离父母亲的末成年的孩子，在千里之外的农村过得好吗？过得习惯吗？

 我下乡所在的生产队，是当地一个既偏僻又贫困落后的生产队。当地人所住的房子墙是用泥土掺杂碎麦秆制成泥坯搭盖而成，房顶上是高粱秆(当地人称“秫秸”)和麦秆铺设而成的。整个房间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而我们经常吃的口粮是玉米粉、山芋干粉做成的窝窝头，几乎是没有菜和肉吃。这样的日子虽然过得很艰苦也很累，但为了不让父母亲担心，我在信中从来不提自己所吃的“苦”和所受的“累”。

 然而，毕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我越是不说，父母亲就越是不放心。这不，在当年的4月29日晚上，我母亲从上海动身前来看我。我母亲在4月2 8日买好火车票之后就立刻打电报给我，要我在4月30日的上午8点左右到安徽宿县(现更名为宿州)火车站去接她。可是当我母亲到达宿县火车站时，她发现我并没有去接她。无奈之下，我母亲坐上了一辆平板车，由车夫拉着前往我所在的生产队。从宿县火车站到我所在的生产队大约有80里的路程，车夫索要的车费是10元钱。我母亲思子心切，也就没有还价，而当时上海到宿县的火车票才只有12元钱。

 4月30日的晚上8时左右，我和队里七八个与我年龄相近的青年农民从公社刚返回到生产队，就遇到一位我们不熟悉的中年人。这位中年人听我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就连忙对我说：“我是从宿县火车站来的，拉来了一位从上海来的大娘，她说他的儿子就在这个队里。”正在此时，与我一起下乡并住一个房间的孙龙龙同学跑了过来：“陈抗美，侬姆妈来了，现在在女同学宿舍里。”他的话音未落，我已经拔腿朝女同学的宿舍跑去。

 当我跑进女同学宿舍后，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的灯光，一眼就看到了正睡在床上的母亲。我连忙大声喊道：“姆妈，姆妈!”刚刚睡着的我母亲听到我呼喊立刻就醒了，我像幼童般一下子抱住了母亲，说不清是激动还是高兴，泪水刹那间流淌出来。我母亲虽然是一句话都没有说，但她却是强忍泪水，紧紧地抱住我。此时的我只觉得在母亲的怀抱中是那么温暖和舒心，三个多月来所吃的“苦”和所受的“累”顿时变得无影无踪了。

 大约过了10分钟，我母亲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轻轻地说道：“好了，已经很晚了，而且你妨碍人家女同学休息了。”我这才醒悟，连忙擦去脸上的泪痕，向三位女同学表示歉意之后就离开了女同学宿舍。

 第二天的一大早，我母亲就来到我住的房间。当她看到我所住的房间后几乎愣住了：原来我住的房间不仅简陋破旧，而且是与饲养场为伴，牛臊气、马尿味不时扑鼻而来。我强作欢颜地对母亲说：“姆妈，我已经住习惯了。”正在此时，邮递员来送电报了。他一见到我老远就喊道：“小陈，你的电报，你妈妈要来了!”我接过电报后苦笑着对邮递员说道：“这电报已经没有用了，因为我妈妈昨天就到了。这电报为何‘走’得比人都慢？”邮递员没有回答，只是叹一口气转身骑车走了。我望着邮递员的背影也只好无奈地摇摇头。

 母亲在我这里住了三天，也忙碌了三天：她将我和孙龙龙该洗的衣物全部都洗得干干净净，还将我们的被褥和棉衣棉裤等全部暴晒了一遍。不知不觉中，母亲的三天假期就到了。就在母亲返回的当天上午，我和孙龙龙同学以及生产队长三人骑着三辆自行车，相互接力地将我母亲送到了宿县火车站。我母亲在即将踏进车厢时，先对生产队长表示了感谢，并希望对我们继续进行“再教育”。然后勉励我和孙龙龙要好好地听贫下中农的话，好好地扎根在农村。母亲的话还没有完全说完，这列只在宿县火车站停留5分钟的列车就开动了。此时的我想对母亲说些什么告别话，却哽咽着一句也说不出来。

 火车逐渐地开远了，我的视野是一片模糊。然而，我听到了自己和孙龙龙的哽咽声，甚至还听到了40多岁生产队长的叹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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