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经健康智库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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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创始人、中国医学救援协会会长李宗浩：

 高瑜静 曹学平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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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生命救护的第一站，”急救”在救死扶伤情景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心肺复苏急救医学创始人彼得·沙法(Peter Safar)曾说道，“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人的生命，是在不该离世时而失去；在这些人中，大约有一半的人，如果能不失时机地在现场得到有效急救，他们是可以获救的”。

 为急危重症患者争取宝贵的“黄金时间”，是我国急救站、急救中心成立的初衷，也是我国医学救援体系建立的基础。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独家专访了120创始人、中国医学救援协会会长、教授、主任医师李宗浩，对中国急救体系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和展望。李宗浩认为，当前我国医学救援事业还没有适应正在飞速发展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没有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生命质量、生命保障的要求。推动医学救援的体系化、综合性及标准化建设是当务之急。

 萌芽生长

 作为中国首都的北京，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急救中心，在“中心”下有众多星罗棋布的急救站、点，于城郊四处形成一个急救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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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营报》：你曾主持筹建了北京急救中心，极大改善了北京城市急救服务。你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主持筹建了北京急救中心？

 李宗浩：这要回忆到1982年。当时我是个年轻的医生，还是很有理想和抱负的。当时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局等各级领导支持下，国家外经贸部主持的一系列与意大利政府的谈判中，由我负责北京急救中心项目的谈判。急救中心项目本来是作为一个较小的政府贷款项目，但我希望能由贷款项目转变成获得赠款项目。当时，我向时任国家外经贸部谈判项目总负责人外资局李岚清局长，汇报了项目对首都建设及人民健康的重要性。他很赞成，并支持我的设想和谈判。在一次会上，李岚清局长还提及经贸部有人突发心脏病，打医院电话就打不通(那时北京市急救电话号码是555678，仅一条线)。那时，李岚清局长说，北京应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急救中心，要有很好的通讯、很好的网络、很好的急救车、一个很重要的急救体系。

 谈判成功后，我被北京市政府任命为北京急救中心项目主任，并负责起草执笔《北京急救中心可行性研究报告》。在报告中我论述了，作为中国首都的北京，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急救中心，在“中心”下有众多星罗棋布的急救站、点，于城郊四处形成一个急救网络。这个急救网络应该是“通讯灵敏、指挥有效、抢救及时、技术先进”的。报告书经过北京市卫生局上报后，很快被北京市政府、外经贸部批准。几年后，在外经贸部、卫生部、北京市政府及卫生局等各级部门的关怀支持下，建成了北京急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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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营报》：关于我国急救体系的建立发展历程，有一种观点认为，“汶川特大地震的医学救援经历和经验，推动了我国现代医学救援更加科学、规范。”你怎么看？

 李宗浩：应该说“加速了”更为确切。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以下简称“国家队”)在“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当时“国家队”携带移动医院所需的药品、耗材、器械、设备达280类，1000多个品种。“国家队”组织结构合理，救援任务明确，能在现场展开工作，全力在第一线进行“挽救生命、减轻伤残”的处置。

 通过汶川地震救援，我们也意识到一些需要改进完善的地方。比如，我国应该有更多“国家队”这样基本状况的队伍。我们的救援理念、科技等要在全社会更广泛地普及。我们如果再沿用医院模式来指导现场尤其是重大灾害事件的抢救，不仅是事倍功半，更是勉为其难。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借鉴国外已有的成熟经验机制。医学救援的理念是“挽救生命，减轻伤残”并与之相适应的知识、技能，同时更涉及体制等一系列问题。政府及主管部门应该认真地来研究，社团、专家学者们应该责无旁贷地来帮助政府做好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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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体化救援体系

 正如一个军队有陆海空装备，我们的急救体系也应该包括地面的救护车、水上的救护艇，空中应该有直升机、固定翼飞机，形成一个立体化的救援体系。

 《中国经营报》：你的办公室墙上有一张你乘直升救护机的照片。你近年在空中救护领域多有着力，主要是出于哪些考虑？

 李宗浩：1983年我第一次到德国(那时还是西德)考察，对其空中急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更是启示了我要在中国创建空中急救的理想。1987年9月，我应邀赴德国期间，受联邦德国空中急救总部(DRF)委托，我曾与一名麻醉医生及一名护士，夜间飞往西班牙的伊比萨岛，成功地抢救了一位88岁急性心肌梗死垂危妇人。那是我第一次在欧洲上空作固定翼飞机的医学救援。这件事无论对我个人，乃至对中德在急救领域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地面救护的不及时性，联邦德国开始建设空中救护体系。最终实现了50公里半径的空中急救，三十多个直升救护飞机站形成有效的空中急救网，覆盖了90%以上领空，对及时有效地抢救各种危重病人和意外伤害事故发挥着重要作用。后来，联邦德国又使用轻型喷气式飞机可以飞越重洋，跨洲救护、运送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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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常态下和突发灾害情况下，空中救护都十分重要。我国地域辽阔，进行空中救护光有直升机还不够，需要直升机与固定翼飞机结合，实现上千公里甚至跨洲越洋更长距离空中急救。现在直升机主要应用于近距离200~400公里内的急救，是对地面救护的有效补充。大量直升机应该还是应用于常态下，同时满足发生紧急突发情况时的快速调用。

 正如一个军队有陆海空装备，我们的急救体系也应该包括地面的救护车、水上的救护艇，空中应该有直升机、固定翼飞机，形成一个立体化的救援体系。

 近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民众急救意识的提高，以及现实生活中的需要，建设空中急救成为当务之急。科学、有序、规范化地创建我国空中急救模式，更是重中之重。包括对机上救援人员的规范培训、机上救援物资配备的标准化等等。

 《中国经营报》：目前在国内发展空中急救，动辄数万元的高昂费用，让直升机医疗救援被贴上“富人专属”的标签。在你看来，直升机医疗救援应该如何在商业逻辑中兼顾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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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浩：推动医疗保险发展，从而消化部分空中救护成本，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不是任何紧急救援情景都需要出动空中救护。关于通过保险来分担空中救护成本的机制，国际上已经有非常成熟的经验，我们可以因地制宜地借鉴这些经验。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在创建空中急救体系的同时，制定相应的行业规范。至于通过保险分担救护成本此类考量，都属于后续的配套机制。

 中国医学救援协会会长李宗浩

 亟须“中国标准”

 我国现行的医学救援模式不能照搬国外，但也不能违背救援的客观规律，可分两步进行。

 《中国经营报》：我国是灾害频发国家，有着各种各样的灾害，紧急救援愈发重要。在你看来，我国医学救援体系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完善？

 李宗浩：我必须明确并强调“空中急救”主要是用于常态下危重急症、创伤救护的伤病，灾害毕竟发生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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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骤停是临床上最危重的病症之一。在我国，根据2008年的最新资料，每年因心脏骤停而致心脏性猝死的总人数估算约为54.4万人。目前，心肺复苏术(cardio pulmonary resuscitation，简称CPR)是抢救心脏骤停最有效的措施。尽管近年来我国在心肺复苏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也取得了一些重要进步。但每年有50余万人发生心脏猝死，抢救成功率不高，原因有多方面。比如，城市急救网络的不健全等等。同时，与目击者实施CPR操作不规范，CPR技术远未普及也有重要关系。因此，制定符合中国国情，尤其适合医院外现场环境的心肺复苏指南，规范我国心肺复苏技术，是我国医学救援、公共卫生及心血管急救行业乃至整个医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我正在积极制定科学、规范的心肺复苏与心脏除颤(CPRD)的行业规范标准。

 《中国经营报》：目前我国应急救援体系的标准化与规范化，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着力？

 李宗浩：我国的医学救援需要建立起标准。一方面，可以促进我国的现代医学救援水平能够更科学和规范。另一方面，也要动员民众参与到医学急救中，加强对民众的医学救护知识普及，使在第一现场的群众能够在第一时间给予患者或伤员正确的医学救护。此外，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

 我国现行的医学救援模式不能照搬国外，但也不能违背救援的客观规律，可分两步进行。首先是“120”模式应当与国际接轨。我们是从事院外救援，不是办医院，要彻底纠正“120”办医院问题。我们应该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以当前严峻的天灾人祸形势为鞭策驱动，所以应当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应以人类已取得的文明成果共享，而不应拒绝。应该尽快统一呼救号码，这不仅能够方便民众，更有利于救援资源的整合，各类救援机构行动的统一、协调、高效。待条件成熟后，再与警察、消防等部门有机结合。, 百拇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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