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迁集结号的吹响，他从上海西迁到山城，从此奉献青春，挥洒热血，用一生践行着对医学的执着与热爱，让一所高等医学院校，在祖国的西南大地上从新生到蓬勃，从微光到巨火，这就是重庆医科大学流行病学专家——胡修瑾教授。

本专栏人物推出顺序按照采访视频制作完成的先后，目前西迁口述历史采访工作仍在进行，相关采访视频陆续制作之中，《西迁口述实录》专栏将持续推出，敬请期待。

胡修瑾（1934.9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教授

浙江镇海人，1957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预防医学系，原上海第一医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助教，1958年西迁来渝参与重医及其附属医院建设，曾任重庆医科大学党委委员，教务处处长。“伴黄疸的婴儿败血症24例临床分析”“重庆地区小儿轮状病毒肠炎研究”、“华支睾吸虫病”等研究属当时国内先进水平。

动乱年代 九死一生立初心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当时的上海有英租界、法租界，还有中国的地界，我是住在英租界。在亲眼看见了日本人的侵略行为后，我们住了一、两年就开始逃难，从上海逃到重庆来。抗日战争胜利了以后，我们又从重庆回到上海。所以我对当时日本人的侵略非常痛恨，也看到国民党的腐败、没用，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个经历，因此我就觉得我们中国一定要强盛起来。

我一岁时得了麻疹、肺炎，很严重，上海所有好的医院都不收治，我是在一个私人医生精心照料下活过来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抗生素，没有消炎药，完全靠自己的抵抗力，我就这么九死一生过来的，再加上我们家里面的成员也是多病，我的两个哥哥就因病过世了，所以我就想学医。

上医生涯 笃行致远练真章

我学医是解放以后的事情了，当时我想考的话就要考最好的大学，要考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那个时候出名的医学院校，有国立上海医学院，就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前身，还有就是湘雅医学院、华西医学院等。湘雅医学院和华西医学院都是外国人办的，只有国立上海医学院是中国人自己办起来的，而且他的业务能力远远超过了湘雅跟华西。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进学校的时候，国立上海医学院十六个一级教授，有很多大学一个都没有。在全国的大学里面，国立上海医学院是一级教授最多学校之一，我又在上海，所以我就考了国立上海医学院。我入校的时候国立上海医学院名称已经改成上海第一医学院。

上海第一医学院学术空气很浓，办学非常认真，除了学习业务课以外，还教我们今后怎么获取知识，怎么在知识汪洋大海里用最短最快的办法，找到所需要的材料，那就是文献索引。另外还教会我们怎么搞科研，在课堂学习以外，组织了很多的课外学习，比如说通过学生做科研，来培养我们科研的方法和能力。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苏德隆教授，他是一级教授，是解放以后从美国回来的，学问很渊博，搞传染病、流行病方面的研究。当时血吸虫病在华东地区盛行，有几千万人得了血吸虫病，由他来牵头带领我们学生一起搞血吸虫病，他是全国有名的教授，毛主席亲自接见过他。

我读的是上海第一医学院预防卫生专业，这个专业在我考进去的时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届，学校对我们很重视，除了课程学习以外，课外跟老师接触非常频繁。50年代我们国家的科研水平还比较低，有些文章发表出来，但结论不一定对，老师就要我们来鉴别哪一篇文章结论是对的，哪一篇文章结论是错的，为什么是错的？它的科研设计问题出在哪里？统计学应该怎么处理？要我们分析、讨论，这样就培养了我们的科研能力，应该怎么着手，怎么设计，怎么有客观的结论？比如说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单位发生食物中毒事件，就要调查第一是不是食物引起的中毒，第二是食堂里面哪一种菜引起了食物中毒？那么科研设计是非常关键的。我觉得上医为什么能走在全国前列，一个学校它得留师资、留人才，上医留人才不完全是看成绩，它还看你在科研小组里面的思维能力、科研能力、查文献的能力、表达能力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这样留出来的师资才有后继力。

我在当教务长的时候，留了一些学生，有些学生是高分低能的，因为医学上有很多死记硬背的东西，有的同学背得很好，考试成绩很好，但是到实际工作中就没有后继力。有些学生成绩并不是很好，但是他的思维能力就很强，他一到工作岗位上马上就很出众，能把学的各学科知识连贯起来。人是一个整体，他连贯起来以后，思维的方法，治疗的方法，诊断的方法，就突显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要向上医学习。

潮起远航 踔厉逐梦西迁路

那个时候一切听党的话，我是最后一批来重庆的，前面来的人还开了会，我们后来的就简单了。我在上医工作时，每天十点钟有一个广播体操，有一天做完操以后在回办公室的路上，我们的教研室主任就说：“小胡，你要到重庆。”就这么一句话，我就来了。到重庆来，我还是有些思想顾虑的，但是我的顾虑也没有太多，因为我来过重庆，抗日战争的时候在重庆住过两三年，读过书，对重庆有所了解。

来的时候就决定了不回去的。来了以后，我们每个人的工资都减少了，我记得我在上海毕业的时候，是拿的五十三块钱一个月，到这里来了以后，拿的是四十一块，降了十二块钱。我们的钱惪院长，在上海拿四百九十九块，到这里来拿三百零九块，降了一百九十块，有的人降十七块、十八块，最年轻工资最低的，也降了十一块钱。重庆条件很差，山下就是南北大楼，周围都是荒地，边上都是农田，大坪到石桥铺这条路还没修好，都是泥巴路，交通也很不方便，生活条件也比较差，来的时候重庆的天气都是四十一度、四十二度，没有空调没有风扇，我们就睡在凉席上，睡一觉起来凉席上就有一个汗水打湿的人影子。然后我们怎么办呢？就是半夜三更到下面去冲澡，冲了以后，不揩干就睡了，热醒了又去冲，就这么过来的。

蓄力扬帆 艰难岁月见坚守

来了以后，因为重庆的传染病、地方病非常多，那么学校就成立了卫生系，从一个教研组变成一个系要扩大好多倍。我们原先是一个卫生学教研组，一个流行病学教研组，两个教研组一共来了十三个人，十三个人里面除去技术员，教师只有七、八个人，那么两个教研组开这么多门课很困难，因此我既要教卫生总论又要教环境卫生，还要教流行病，到后来要成立卫生系了，有些专业比如儿童少年卫生，连一个专业人才都没有，当时学校领导就找我谈话，要我去组建这个教研室。前提是回母校进修一年，我就去进修了一年。当时正是灾荒年，政府没有这么大的财力来扩大这个专业，当进修快结束时，重医的院长给我来一封信，说卫生系已经取消了，因为我是学的儿童少年卫生，算儿科系，就让我在上海再进修一年，所以我在母校又进修了一年，就回到重医儿童医院。那个时候的儿童医院虽然环境条件比较差，却是西南第一所儿童专科医院，我们具有上医带来的设备和人才，很快医院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队伍逐步壮大起来，病人很多，那时有一百多个医生，最有名的医生是石美森、徐谷、沈锦、陈季方……来看病的人大多很穷，我们看病的时候，就要问他你带了多少钱？有些农民只带了五毛钱、六毛钱，那么给他治病的话就根据他的五毛钱六毛钱开药，而且要治好，不是随便开，因为他这个钱来的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得知道每一片药的价钱，每种药开多少，加起来多少钱。基本上每天都能碰到这种病人，有时候我们医生也会凑点钱给他们。

谋变焕新 创科建系助重医

那时候儿科有一个特点，跟大人不一样，儿科的病大多是急性的，是可以治好，可以断根的，这个很关键，你这个关把好了以后对小孩的一生影响是很大的。但是儿科医生的风险也很大，因为他的病情从轻到重转换的非常快。快到什么程度呢？比如我早上八点钟看了一个患儿，只是有点儿发烧，跳跳蹦蹦的过来看病，但是假如你没有诊断准确，可能下午一点钟病情就会急转直下，风险是很大的，特别在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期。所以我们的压力也很大，病人很多，我们还要看得快，才能够解决病人拥挤的问题。

儿科门诊正常来说一个小时要看十个病人，要写病历、问病史、体格检查、开处方，在一个小时以内完成十个，快一点的医生可以完成十二个或十三个，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应付这么多的病人。那个时候传染病又非常非常的多，要看得快又不能误诊，所以儿科医生的风险是很大的。我不愿意看十二个、十五个，我就尽量地看仔细，因为儿科风险大，但是儿科的治疗效果好，治疗了好了就好了。我针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搞了一点科研，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就是感染性休克，血压可以降到零，很快就死亡，在抢救的过程中，我们统计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九十八，我们团队想了很多办法，搞了很多的新的治疗措施，最后把死亡率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这个治疗方法在全国来说，我们是独创的。

重医附一院在1970年开设儿科病房，我是儿科主任，当时脑膜炎流行，我曾经成功的抢救回了一例。在所有的药用了以后都没有效果的情况下，后来我就用了一个高血压素Ⅱ，很奇迹的把一个八岁的女孩抢救过来，重庆日报还登了一大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调回儿童医院工作，那时非常忙，早上七点半进病房，下午七点半下班，十二个小时里面，吃中饭、吃晚饭都是轮班吃饭，病人都是互相照看一下。在这期间，我要抢救很多重症病人，还要收很多新病人，没有时间写病史，只能下班以后再写，写到十点钟，那个时候非常非常辛苦，也不知道外面是春夏秋冬。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传医风

我觉得钱惪院长给人最大的影响是他的作风、他的做人，没有看到像钱惪这么一个高尚的人，钱院长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也是一个非常讲究医德的人，不管在上海医科大学，还是在重庆医科大学，他都是得到群众广泛的好评。可以这样说，重庆医科大学能在重庆站住脚，而且发展起来，这都是钱老一生的功劳。虽然我们来的每一个人，重医的每一个职工都有功劳，但是关键的是他把我们组织起来了，把我们（带着）往前走。

来重医以后，他除了抓建院工作、管理工作以外，他还重点抓了一个事情，就是不能把重医变成两个帮，一个四川帮，一个上海帮，对立起来，那不好。他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那个时候因为缺少人，每年分派了很多人，华西毕业的，武汉医学院毕业的等，各个医学院都分派了很多人，而且在重庆也招收了一些人，人员就很复杂。钱院长当时每天下了班以后，他都在各家各户串门，看大家家里面有什么困难，吃饭的时候有什么菜，他挨家挨户的走，一直走了几十年。

一个校长，每家每户得走，几乎没有一家他没有去过，而且不止一次，到我家就来了四五次，说来就来。所以现在的重医，人情味很足，四川人跟上海人不分彼此，非常和谐，这个气氛就是钱院长造就的。我觉得他这一辈子做了这么多细致全面的工作，假如没有他，重医不会有今天这样和谐的一个大家庭。

来源：党委宣传部

视频制作：陈朝琴 宗华月

编辑：陈朝琴 宗华月 何奇玲

排版：黄泳琪

审核：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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