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确诊为晚期肝癌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李烈钧、邵元冲等二十余人,乘永丰舰离穗经上海、日本,至12月31日抵达北京。由于长期为革命奔波,孙中山得了肝病。加上这次北上,长途跋涉,操劳不息,使病情加重。到了北京后,段祺瑞又以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相对抗,激起孙的愤怒,促使其病情更为恶化。到北京仅五天,孙中山住进了协和医院。

 1925年1月20日以后,孙中山病势严重,至24、25两日竟不能进饮食,一进饮食即作呕,体温愈高,脉搏愈快。医生会商结果认为有立即移住医院施手术的必要,因此向家属和重要同志协商,由宋庆龄劝他入院开刀。孙允诺,遂于下午3时以担架移至协和医院,医生就过去病情和现在危急情况,决定立即开刀,手术者邵乐尔为外科主任。下午6时施行手术,在腰部割口将肝之脓吸出,检查全肝,已经坚硬如木,证实是肝癌,且癌细胞已四处蔓延,无法割治。当晚由德、美、俄三国医生切片检查,亦证明是癌症的末期,以当时的医疗情形而论,确实无药可治。当时西医治疗癌瘤最流行的方法是镭锭放射疗法,可以阻止癌细胞继续蔓延,可是一切都显示为时已晚,但作为一种医疗手段也不可不试。29日医生报告孙中山体温正常,脉搏和缓,这证明开刀后效果良好,不过癌病本身仍难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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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用中药搬出协和医院

 在孙中山手术后,围绕孙的治疗问题有两种不同声音。以张静江为首的一方,见放疗起色不大,极力主张请中医治疗。孙科和汪精卫则犹豫不定,宋庆龄等人都请孙中山改用中医。但汤尔和等西医师坚决反对请中医治疗,在当时的西医院中是容不得中医中药的,协和医院的态度十分明朗,要服用中药就必须搬出医院,即便显贵如孙中山也不能例外,尽管协和医院院长是自称为孙中山好友的刘瑞恒,但也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

 随着病情的加重,孙中山从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是日,先生离协和医院,乘医院特备汽车,缓驶至铁狮子胡同行辕。家属及好友同志多以为医院既经宣告绝望,仍当不惜采取任何方法,以延长先生寿命。于是有推荐中医陆仲安者;因陆曾医治胡适博士,若由胡进言,先生或不峻拒。……胡乃偕陆同往。胡先入卧室进言。先生语胡曰:‘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胡谓:‘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国父年谱初稿》下册)于是改由中医治疗,先后经由著名中医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三人共同诊视一周。陆仲安的首次处方为:石斛3钱、人参3钱、萸肉3钱、寸冬4钱、生地4钱、沙苑子3钱、沙参3钱、甘草2钱。服药两剂后情况有所好转。但又说孙中山并未按中医之处方服药,传闻一日间黄芪用至10两,党参用至8两,不可确考。不过服用中药后病情曾经好转倒是事实,这一点连当时的外籍西医也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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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医诊视一周后,即停止服用中药,继续用西医之法利尿、止泻等对症处理直至病逝。

 引发激烈的中西医论争

 孙中山的病情以及在中西医之间的摇摆不定,在当时成为一件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事件,因为孙中山的地位和威望,对中西医的取舍就成为高度敏感的话题。当时的中医、西医的期刊及各大报章均逐日地、巨细弥遗地报道孙中山病情的发展,并密切注意孙所接受的治疗。正当此时,在医院之外已引起了一场中西医论争,最著名的是汤尔和与汪精卫之间的争论。汤尔和是西医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晨报》上发表《关于孙中山病状的疑问》,质问汪精卫,公开对试用中医治疗的主张加以指责:

 我敢放肆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退十步说,现在中医的先生们实无“论病”之可能,不要说“治病”。为什么呢?若使我们同他讲癌的形状、种类、转移等等,他说那是外国语。我们就问他中医所必须知道的事情,如心、肝、脾、肺、肾的位置,相火是什么东西,中医有几种解释法,王勋臣看不懂的一层破膜是什么?甚至于问他寸关尺的部位,恐怕他也不见得清楚。这种“数典忘祖”的朋友,如何把生命交给他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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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尔和对待中医的态度,其实就是当时轻中重西、中医药被蔑视的现实折射。不过反对者并没有沉默,此时的汪精卫与五年后对待中医的态度大不相同,随即作《答汤尔和先生》,对汤尔和贬斥中医的态度予以回击:

 凡是有科学思想的人,都是很虚心的,都知道现在的科学对于世界万物所知道的还很少,所不知道的还是很多。例如癌病,科学今日尚未能发现特效药。至于将来能否发现,是科学家发现还是非科学家偶然发现而为科学家所注意,现在无人敢说肯定的话。如果有人肯定说非科学家不能发现特效药,科学家尚未发现,其它一切人类便无发现之可能。那么,我要以汤先生的话赠他道:“这是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

 这时的汪精卫还是站在中医学的立场上为中医张目,对以汤尔和为首的西医派排斥打击中医极为不满。而在几年后的废止中医案活动中,汪精卫对中医的态度却与此大相径庭,判若两人,让后人费解。这里对汪精卫态度变化的个中缘由不作探讨,但至少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人的态度并不是始终如一的,是有可能变化的;一个人的言辞与其行为有时是矛盾的。

 这里再举一个小插曲以为佐证:汪精卫在主持国民政府行政院期间,是一个铁杆的废止中医派。其间有一次,汪精卫的岳母患痢,泄泻不止,西医未能奏效,行将不起。有人建议请名医施今墨诊治。汪精卫无奈,只好同意一试。汪精卫岳母仅服数剂竟痊愈。汪精卫要送匾以示谢意,施今墨说,不要送匾了,你只要知道中医能否治好病就行了。最后,汪精卫还是题字送匾“美意延年”予施今墨。

 (据《星岛环球网》)

 编辑/吴雨, http://www.100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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