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研领域,评价一个人的学术贡献是否突出,有一个简单的等式:提到一个人的名字,人们就想起一项技术;反过来,提到这个技术就应想到这个人,因为这个人一定是对这个技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在国内,提到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运”人们就会想到“多普勒”,而提到“多普勒”人们一定会想到“张运”。

 求索:

 “手抄本”润泽求知若渴的心

 张运出生于聊城的一个医生家庭,幼年的他就展露了不凡的才华。然而,成长岁月中恰逢乱世,随着父母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牛棚、挨批斗,作为“狗崽子”的他,也受尽冷眼与歧视。但不管现实如何冷酷,却从没有熄灭他对知识的渴求。后来他在一家小厂做了一名钳工。为了掌握科学技术,他曾经把从一名大学毕业生那里借到的一本《机械制图》,一字不落地抄了下来,日夜苦读。这是他抄的第一本书。后来,工厂里所有的图都由他一人完成,不管是零部件还是大型组装图,他都画得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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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张运被推荐到山东医学院学习。有远见的父母给他提了个要求:毕业后一定要能够用英语阅读专业杂志。当时的英语教材,只有薄薄两册,远远不够用。他悄悄找到了刚从“牛棚”中被放出来的英语教授胡玫。胡教授此刻余悸未消,在张运的苦苦央求下,师生二人达成协议,老师偷着教,学生偷着学。那时学校正在农村“开门办学”,张运每天黎明即起,中午也不休息,避开人群躲进玉米地,把浓密的青纱帐作为安静的书房。用了大约两年时间,学完了“文革”前一套五年制英语教材,阅读了胡老师赠送的英语《内科手册》,为他的英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大学毕业后,张运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来到聊城新医医院,这是一所治疗脑血管、心血管疾病的专科医院,可以接触到大量病例,得到充分的实践、锻炼机会。有一天,医院收住了一位病情奇特的病号,每分钟心跳高达300次。医院请来地区的著名专家会诊,众说纷纭却没有良策。张运依据自己丰富的心电图知识,认为这是一例罕见的心律失常,并提出了对症治疗的意见。三天后,病人转危为安,事实证明张运的诊断和治疗是正确的。不久,张运将这一病例整理为论文,作为他的处女作发表在《聊城医药》杂志上,受到业内专家的高度评价。后来考研究生时,他把论文拿给导师看,虽然格式、长度等还不够规范,但导师已从中看出一个年轻人卓越的才华,这也是他接受张运做学生的原因。年轻的张运成了小有名气的“权威”人物,有人从几十里外慕名而来,这使他虽有了更多的实践机会,也迫切地感到知识底蕴的不足,他渴望着有机会再度深造,攀登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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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张运以英语和专业分数全校第一的成绩,师从著名心血管病专家高德恩教授攻读心内科学硕士学位。这时,还没有计算机、复印机,看到珍贵资料,他依然是靠手抄,光英文摘要就抄了满满几大本。在他的求学生涯中,陆续抄过十多本书,都珍藏在一个小箱子里。那一箱子“手抄本”如同绝世珍宝,润泽了张运那颗求知若渴的心,也见证了特殊年代里艰难的求学之路。

 攀登:

 轰动挪威的“娃娃大夫”

 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了。1983年,31岁的张运来到挪威皇家医院进修。皇家医院是挪威最高级的医院,各科医生都是通过激烈竞争上来的,年龄一般都在40岁以上。由于对中国教育的不了解,再加上张运的相貌比实际年龄还年轻,他们对这个来自中国的“娃娃大夫”有些轻视,教授根本不想见面,指派一个护士带他。爱国情、自尊心都告诉他不能无所作为,他要拿出成绩,证明中国人的能力。经过反复考虑,他选定用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技术对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的定量化研究这个难度大、涉及学科广的课题,面对教授们怀疑的眼神,张运暗下决心:我必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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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全力以赴地把自己投入到课题之中。课题涉及到许多他还未及掌握的数理基础、流体力学等多学科知识,就借助于各种图书资料、求教于其他学科的中国留学生。几个月后,他的第一篇论文完成了,居然解决了当时世界上的一个多普勒超声难题。但教授们不相信,怀疑其中有假。他就一个病例一个病例地给教授看,详细说明自己的测量和计算,终使教授们心服口服。后来,他把文章寄给欧洲权威专业刊物《英国心脏杂志》,两个月后来信说,不用修改即可以发表。在那家刊物不修改就发表文章的事极为罕见。消息传来,挪威人大跌眼镜。之后,张运在此文基础上延伸,深入研究后又写成一文,又一次得到不用修改就可发表的殊荣。

 整个医院为之轰动了,张罗着为他配秘书、配设备、配房间……从这个“娃娃大夫”身上,他们看到了中国人不可小觑的力量。导师劝他在该院读博士,开始张运不敢答应。在挪威,通过医学博士学位,必须是某一课题的专家,在国际权威专业杂志上至少要发表五篇具有高度创新性的论文,平均要用五年时间。而作为进修生的他还只剩一年多时间。导师说,相信你能成功。他再次开始超强度的拼搏。争分夺秒,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医院放假,做不成实验,他就读书、测算。回驻地的公共汽车是循环的,时常转了两三圈都忘记下车,有时做饭稀里糊涂地放几次盐。做起实验来,经常忘记吃饭,很长一段日子,每天只吃一顿饭。以至后来腹痛难忍,才知得了胃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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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的付出得到丰厚的回报。在挪威两年,他不仅掌握了多种超声心动图技术和定量诊断方法,而且对近200名瓣膜性心脏病患者进行了各种综合研究,使定量诊断瓣膜性心脏病的时间由过去心导管检查的几小时缩短到多普勒检查的几分钟,并实现了无创性诊断。他的导师米勒教授和尼特候格教授对这个不同凡响的中国学生赞不绝口。此外,他还发表论文十余篇,在国际著名刊物上就有八篇。美国心脏病年会被世界公认为是最高水平的心血管病学术会议,1985年挪威向该年会推荐了十篇论文,而获选的只有两篇,作者都是张运。其中有一篇被选为代表当年学术最高成就的十篇“特征性研究”论文之一。直率的美国教授这样形容这种当选的荣耀:“这样跟你说吧,假如我的一位好朋友当选,我会因为嫉妒而三天不去理他”。张运成为第一个获得挪威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1985年12月7日,挪威皇家医院为他举行了盛大晚宴,挪威文化科学大臣朗塞特亲临致辞,他说:“我不懂心脏病,但我知道,中国人有一颗心脏,挪威人也有一颗心脏,这两颗心脏是连在一起的”,他说,挪威学生从中国学生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此刻,张运的自豪远远超出了一己的狭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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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

 “放在心脏里的听诊器”

 心脏是人体的“发动机”,对心血管类疾病的研究是世界医学科研的焦点。张运是国际上最早把多普勒技术用于心血管疾病定量诊断的学者之一,并围绕这一技术进行了一系列创新,率先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概念、新方法和新公式。

 一般人的心脏相当于自己的拳头大小,但这个拳头大的事物里面藏着什么样的“乾坤”?在采用多普勒超声技术之前,人们是通过一种名为“心导管”的技术来“读”的:把一根导管插到病人心脏里,但这种技术具有创伤性和并发症,由于上世纪80年代的技术落后,病人往往需要等待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确诊。很多病人会因不可逆转的心血管并发症而失去手术治疗的机会。身为心内科医生的张运,曾经为此感到愧疚和不安。

 心脏病已成为威胁人类的“第一杀手”。神奇的多普勒技术在心血管病领域中的应用无异于一场革命,被人们称为“放在心脏里的听诊器”,实现了无创性检查,而且只需几分钟就可以得到结果。现在,在瓣膜心脏病、先天心脏病、心肌病、心脏肿瘤等领域,多普勒超声对于心导管检查的取代率已经达到90%以上。, http://www.100md.com(吴 雨) 第 1 2 3 页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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