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辛亥革命运动既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重要的政治革命，也是中国近代社会重要的文化革命，它不仅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影响，而且对当时中国传统武术的发展影响深远而又巨大。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辛亥革命运动对近代中国传统武术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梳理。研究发现：辛亥革命时期对于武力革命的提倡，极大地提振了社会的尚武之风；尚武之风的盛行又使得民间武术团体和体育学校在城市中大量涌现，改变了武术的传承方式，开始了中国传统武术的体育化之路；武术进入学校教育领域，成为学校体育课的重要内容，是民国初年军国民教育思想的产物，也是辛亥革命提倡和推行武术的重要成果。由此开始了中国传统武术的科学化、规范化发展之路。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2)12—0010—04
1  引言
作为一种身体活动和一个独特的人体文化符号，中国传统武术是中华文化的“全息元”，全面表达了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精神、思维方式和行为特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中国传统武术又具有中国社会的“系统性”。它受整个中国环境生态和社会历史的制约，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运行的时代特点。辛亥革命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是中国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通过革命暴力手段推翻满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一次重大革命运动，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深远而重大。它不仅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暴力革命，而且也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肇始，是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大变革的开端，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辛亥革命在狭义上是指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事件；在广义上，则可上溯至1894年兴中会成立，下延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甚至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之前，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发起、领导的革命活动和革命运动。然而，检索相关研究，很少有关于辛亥革命与近代武术发展的相关研究。
鉴于此，本文选择辛亥革命运动对近代武术发展的影响作为研究内容，研究分析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运动对武术发展的影响、辛亥革命后建立中华民国初期，政府的施政措施对武术发展的影响，努力探求近代武术发展的历史变奏。
2  辛亥革命运动在提倡暴力革命的同时重振了中国社会的尚武之风
辛亥革命党人在筹备革命时期，大力宣传暴力革命、联络有识之士，积极培养革命力量。革命党人积极出版革命书刊，充分运用舆论工具进行反清革命宣传，倡导武力革命。他们先后在国内外创办了约一百二三十种报刊，“灌输最新学说”，“传播革命思潮”，“鼓舞国民精神”，同时还编印了大量宣传暴力革命的小册子。据统计，从1895年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期间，革命党人共印发这类读物130余种左右。其中邹容的《革命军》影响很大，出版后，先后印了 20多版，发行达110余万册[1]。可见革命党人宣传的社会影响程度之大。
同时革命党人还积极筹建各种体操学校和各种体育会社，积极培养革命力量，倡导暴力革命。兴中会、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的成员在国内创办了很多体育类的学校和社会组织，借助于这些体育学校和社会组织培养革命力量、联络革命党人，为武装起义做准备。在这些体育学校和体育组织中，辛亥革命党人一方面宣传革命思想，倡导武力革命；另一方面极力施行尚武教育和西方兵操教育。
1904年，日俄战争中日本一举战胜沙俄。国内不少人认为，日本战胜沙俄与日本提倡“柔道”有关，并认为“柔道”本源于中国固有的“拳术”。因此一些教育家和革命党人以此为例，鼓励学生学练中国武术[2]，使得武术在义和团运动失败而导致的发展低谷中再次受到重视，再次得到提振。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不少的武术组织和武术学校，还有一些革命党人举办的体育学校，虽然主要提倡西式兵操体育和游戏体育的内容，但同时也有中国武术的内容。如，武术成为当时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在1908年至1911年之间先后成立了以中国体操学校（1908）、精武体操学校（1910上海）、北京体育研究社（1911）、中华武士会（1911天津）等为代表的近百家武术会社，这些武术传习机构普遍开设有拳勇、刺刀术等课程[3]，这些本土的武术传习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体育内容的开展，促进了武术在当时社会上的传播。一时间尚武强国思想再一次成为社会共识，习练中国传统武术也成为一部分国人准备革命、积极救国的有效方式。
曾担任过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范源濂非常主张培养学生和国民的尚武精神，积极推行军国民教育。他提出教育应以“保存国粹与适应时势”为要义。对于当时学校教育的任务，范源濂认为是“择其要者言之，曰：名世界之大势，示科学之重要，振尚武之精神，阐爱国之真义是也”。[4]
辛亥革命时期，社会上和学校中对于尚武精神的宣传，极大地振奋整个社会的尚武之风，也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传统武术的发展，也使得中国武术迅速跃出了义和团运动被清廷镇压所带 的发展低谷和低迷期，逐渐重新得到国人的喜爱和重视，并在西方体育的冲击之下，焕发出新的活力和生机。
3  辛亥革命领袖的爱武尚武对促进武术的社会发展作用重大
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均重视武术的搏杀自卫和强身健体功能。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就与以习武为特征的会党组织有着密切联系，他很了解武术活动的多种价值和作用。1919年，当精武体育会成立十周年之际，孙中山欣然为该会的《精武本纪》作“序”，孙中山给《精武本纪》题序中写道：“惟火器输人中国后，国人多弃体育之技击而不讲，则社会个人积弱愈甚。不知最后五分钟之决胜常在面前五尺地短兵相接之时，为今次欧战所屡见者。则谓技击术与枪炮飞机有同等作用亦奚不可。而我国人囊者仅袭得他人物质文明之粗末，遂自弃其体育固有之技能以为无用，岂非大失计耶。”认为中国传统武术既是强国之实用技术、又是强种的体育活动，应当发扬光大[5]。孙中山的保镖护卫等大都是精通武术的高人，如一代自然门武学名家，南北大侠杜心武；名享两广的革命女侠尹锐志、尹维俊姐妹；咏春门的大侠林伯长；年仅18岁时赴杭州参加浙江省武术比赛大会，经与数十名高手对擂，连闯三关，拳法、棍棒、刀法均获第一名，摘取桂冠而获“神拳”之誉的陈朗清等。
黄兴作为辛亥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自幼习武，非常重视武术的军事价值和强身健体价值。黄兴从小就对武术产生了兴趣。每天读完书，便到院中举石滚、铁锁等。后来拜著名武术家李永球为师，学拳术及刀、枪、剑、棍等器械。一早一晚，他常邀集附近儿童共同练习拳脚功夫，互相比试。他在青少年时期，已练就了一身好武艺。还经常与家乡能文喜武的王润生结为好友，一起研究拳术。黄兴不仅自己每天坚持练习拳术，还让儿子黄一欧和他一起练。黄一欧从6岁起，跟父亲学拳。1910年10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亚的槟榔屿召集秘密会议，黄兴、赵声和等多人参加。会议商议准备在广州发动“3•29”起义，决定挑选青年500人组成“敢死队”。会后，黄兴在香港设立统筹部，挑选年轻力壮、精于武术者作为敢死队的骨干。黄兴亲带这些敢死队员每天练拳习武，准备起义。[6]
民国初年的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也非常喜欢武术，在提倡“五育并重”时也重视武术的体育价值。在蔡元培先生主政北京大学时，对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也非常关注，他强调“体育之特别注意，并注意于国技之应用”[7]，并聘请近代武术史上颇具影响的一代大师、六合拳主要传人刘彩臣先生为北京大学国术教授，使北京大学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武术教授。1927年蔡元培先生还曾参与联名发起请求政府改“武术”为“国术”的活动。可见蔡元培先生对武术的重视和喜爱。
这些革命领袖、政界要人等对武术的喜爱和重视，自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形成上行下效的社会效应，很多年轻人愿意练武强身、投身革命，进而导致武术社会地位的提高和改善。而在辛亥革命的众多次武装起义中，不乏热爱武术，身怀搏杀技艺的武术爱好者和习练者。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擅长少林武术，素有“猛张飞”之称的林尹民；能诗词，工草书，好击剑的陈更新；体格魁梧，善拳术的刘元栋；目光如电，曾经拜名震八闽的拳侠为师的刘六符等。
辛亥革命领导武术的重视和喜爱，辛亥革命时期武林会党的支持和习武人士的热血奉献，使得在辛亥革命的整个时期，武术都被广为重视。也使得革命志士均认为武术乃革命的助手和利器。这种社会认识使得武术的发展再次得到动力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4  社会体育组织的出现导致武术的体育化发展
正是由于辛亥革命党人的大力尚武、宣传革命，使得社会上尚武之风盛行，导致中国传统武术的爱好者和武术家群体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社会上当时兴起了组织武术组织，提倡武术、研究武术、推广武术的热潮。
1909年，自农葝荪与霍元甲在上海创办（当时中国第一个民间武术团体）精武体操会后，佛山、汉口、广州、梧州、南宁等地的精武会相继成立，影响所及，海外分会如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华侨聚集的商埠亦纷纷建立。精武体操会之宗旨为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人。精武体育会破除了传统武术“因袭宗法，师徒秘传”的陋习，提出各派同源的观点，不争门户短长，熔各派武术于一炉。先后聘请了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各派武术名家来精武公开传授武艺，荟萃全国群雄于一堂，互相观摩，互相砥砺，优者以勉，劣者以奋，形成了从未有过的武术新风尚。也正因为精武会摒弃门户之见，以宣传体育救国、振兴中华为己任，因此得到全国各地爱国人士的支持。[8]
北京体育研究社，1912年在北京武由许禹生、郭志云、杨季子、赵鑫州、恒寿山、纪子修、高克兴、佟瑞甫等人成立。北京体育研究社“以提倡尚武精神，养成健全国民，并专事研究中国旧有武术，使成系统”为宗旨。北京体育研究社，按近代体育的组织形式进行建设和改进，有明确的宗旨、章程与管理机构，会务人员由会员选举产生，教员实行聘任。基本上摆脱了私人受业事师父的封建宗法特点，对各个流派的交流、普及、发展都起了良好的作用，是不同于旧式武馆的新型体育组织，对我国近代武术的发展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针对武术是“武士兵卒所练习”的观念，北京体育研究社在“呈教育部请定武术教材文”中，批判了这一偏见。提出武术“为最良好之运动法”，从八个方面阐述了练习武术的优点：（1）可使人身体内外平均发育；（2）可得精神之修养；（3）可以增进智慧；（4）可以陶冶性情；（5）分解组合易于教练；（6）变化无穷，富于应用；（7）材料丰富，可供选择；（8）老幼咸宜，易于开展。并指出学校体育“须注意人格之修养及陶冶性情者方适当”，在选择教材内容时应与军队强调实用技能的要求有所区别。[9]
中华武士会，是1911年在华北同盟会倡导下成立的大型规模的民间武术社团，由叶云表、马凤图等人发起组织，以团结武林同道，提高中华武术，振奋民族精神为宗旨，把自己的工作任务定位在“以形意拳、剑术为主，其他技术随时逐渐加入”。1912年秋，在天津河北公园中华武士会举行盛大的武术表演，宣传中华武术，提振尚武之风。国民政府积极支持人民习武强身。亦在各大高级院校建立武术体育课。
此外，民国成立初年还有1912年在北京成立的北京剑术研究会和中华尚武学社，1912年在成都成立的四川武士会；1914年创办于北京的行健会；1918年创办于上海的中华武术会、武术学会、上海第一公共体育场国术部等。[10]
这些武术组织在社会上的大量涌现，一方面反映了国人当时对武术价值的重新审视和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武术发展的形式和传播方式发生了适应时代需求的改变，武术发展的重心也由于这些城市中武术组织的出现和盛行而从传统的农村地区转移至中心城市，使得传统武术由传统的搏杀战技渐趋变成当时时代所需的强国强民的体育之术。传统武术的社会传承方式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使得原本在一地一族中传习的拳械术冲破了地域家族界限而广为传世；原本拳师个人设场授徒也变成了拳社招生开班。城市武术组织的大量派生，还改变了原来武术主要在农村传习、自生自灭的情形，形成了以城市武术组织为中心，有组织地推广武术，有组织地开展武术的整理和研究，借助于社会教育组织、各种武术场馆和民间体育社团而进行公开传播的社会情形，而且在不少的会社组织中，武术传统的门户之见和秘不示人的传统习惯已经被打破了。
5 学校教育中武术的推广普及促进了武术的科学化、规范化发展
随着辛亥革命前后军国民教育的在革命党人创办的体育学校的施行，军国民体育也在社会上广受欢迎。在中华民国成立后，新人教育总长蔡元培及其继任者如范廉源等，均大力倡导军国民教育，使得体育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大规模的普及发展。
在辛亥革命社会思潮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武术也积极应对社会的变革和西方体育的冲击。辛亥革命前后社会上成立了大批的武术组织，由于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尚武之风勃然兴起，特别是在孙中山先生的“强国保种”和“尚武精神”的倡导下，武术成为当时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此基础上徐一冰先生在《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1914年）中首次提出将武术列入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的正式课程。次年（1915年）四月北京体育研究社在当时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提出了“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的议案。[11]该议案认为，兴学以来，学校体育“皆袭他人形式，未克振己国之精神，以故兴学几廿年，而国民之强健，未见有若何之进步也。今拟提倡中国旧有武术，以振起国民勇往直前之气。”并提出了三项具体建议：（1）学校体操科应增授武术内容，作为必修课，以振起尚武精神；（2）组织教师编写武术讲义，说明运动原理，用科学的眼光唤起学生对武术的重视与兴趣；（3）师范学校应将武术列为主课培养武术教师。[2]这个提案得到与会代表的赞同，当年教育部就做出了“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养成之”的明令批示。自此武术这一本土化的体育项目正式成为学校体育课程。
民国期间学校武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学校武术的师资培养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民国时期的武术教师主要来源于三个渠道：第一，民间聘请，如行意拳家靳云亭早年曾入工艺学堂、育德学堂为武术教师，于振声也曾于1915年受聘南京高师，传授武术等；第二，武术团体聘请，如1912年后，精武体育会的赵连和、卢炜昌等人任中国体操学校武术教师，又济南武术传习所设立后，“各省各学校、各军队、各机关、各团体，在该所邀请教员者，不胜枚举”；第三，由各学校和各国术馆培养。这一期间各武术家纷纷受聘于各个学校传习武术。
武术被列为学校体育课内容，是辛亥革命后提倡与推行武术的重大成果之一。武术的体育化之路开始了，同时也开始纠正社会上对练习武术的偏见，并对武术教学、传统拳路的整理研究、武术教材的编写、武术理论的阐述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推动了武术学术研究的发展。北京体育研究社等武术组织和各类学校的武术教师们在这些方面都曾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学校教育中武术作为体育课内容的普及，武术传统的教学方法面临改革以适应大规模公开教育的需要。我国武术长期以来沿习口传身教，多采用个别辅导与单独练习的单人教练方式。这给学校教学的集体授课与军队训练团体教练带来一定的困难，也影响了武术的广泛普及。北京体育研究社是改革武术教学方法的倡导者与肇始者之一。据《体育丛刊》记载，北京体育研究社成立之初，北京各学校纷纷向研究社聘请武术教师。根据学校教学的特点，研究社“乃查照体操教练规格，订定团体教练之法”，即参照近代体育教学的基本原则，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以适应学校授课的集体练习。于是民国初年武术教学中出现了“分解法”和“归纳法”，以适应学校武术课程教学的需要。
在武术教材的创编方面，马良的《新武术》是重要的成就。经过数年实践，1911年马良任陆军第九协统驻扎山东潍县时，邀请一些武术名流，将他所传习的武技进行整理、编成教材，定名为《中华新武术》，共分率角科、拳脚科、棍术科、剑术科，但尚未正式出版。到了1914年，马良任陆军混成旅旅长兼任济南卫戍司令官时，再次邀请一部分武术界人士修订《中华新武术》，并将各科姿势绘成图形，附以文字编定成书。自1917年开始，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由马良亲笔题签的《中华新武术》的各科教材上编。马良创编的新武术，内容上以传统武术为素材，形式上借用兵式体操的操练特点，分段分节地配以口令，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单练到对练的循序渐进训练原则。为中国传统武术进入学校提供了一种较为可行的形式，并为传统武术的近代化转型作了有益的尝试。
武术成为学校体育的内容，直接导致古老的中国武术被纳入现代教育的范畴，促使武术从价值观到运动锻炼思想，从教育教学到表演和竞赛，都向着科学化与规范化的方向演进，促使传统武术将原来师徒相承的传习法改变为课堂式的团体教练法；同时促进了武术教材的编写和规范，开始了武术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逐渐走上了的体育化、科学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
6  结语
简而言之，辛亥国时期，无论是社会上还是教育界对于尚武精神的提倡，使得社会上尚武之风盛行，国人的尚武精神再次得到提振；各大城市中各种体育组织和武术会社应运而生、大量涌现，开展武术培训、武术宣传和武术研究，既迁移了中国传统武术的发展中心，也开始改变中国传统武术的传承方式；教育领域对于军国民教育的奉行，导致武术得以列为学校体育教学的内容，开始了中国传统武术科学化、规范化发展之路。辛亥革命运动对于中国武术的近代传承和社会普及，对于中国传统武术的体育化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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