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1521年)，年仅15岁的朱厚熜来到京城，这个来自湖北安陆的少年是明朝众多藩王里一个不起眼的兴献王的世子，是正德皇帝的堂弟。正德皇帝驾崩后，在一无亲兄弟、二无子嗣的情况下，他成为唯一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即嘉靖皇帝。

 大礼仪之争

 刚一进京，朱厚熜就遇到了阻力和难题。迎接他的礼仪官要以皇太子即位礼的规格接待，可他不答应，理由很简单，他是以皇弟的身份嗣皇帝位，而非皇子。可以朝廷第一重臣大学士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却刻意降格安排，名义上是要遵守礼仪，实际上是想限制皇权，提升内阁的政治权力。由于父亲死得早，13岁就以世子身份理事的朱厚熜，政治智慧相当成熟，权术谋略也相当了得，在他的坚持下，他赢了；后来又因为如何给亲生父母兴献王和兴献王妃一个恰当的名号，嘉靖帝和朝臣们又“斗争”了一回，结果是他又赢了。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大礼仪之争”事件。

 通过初次的斗争，嘉靖帝深深地意识到两个问题，一是朝政太乱，二是朝臣们太过强势。为了尽快控制局面，他一方面大刀阔斧地整顿朝政，一方面培养自己的力量。即位之初，他就减免赋税，争取民心，同时关闭正德皇帝的珍禽异兽馆，树立明君形象；他还大力裁撤冗员，减少漕粮，这一系列举措颇得民心，朝政大有改观，舆论甚至将新天子捧到“圣人”的高度。嘉靖帝并未因此飘飘然，在施政方面，他一直保持着冷静的态度和适度的机警。他讨厌文臣，对于太监也没有多少好感，一上台就“尽罢天下镇守太监”，限制宦官权力。

 那么，嘉靖帝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力量又是什么呢？答案是唯有皇家秘密警察——锦衣卫。于是，他开始大规模整顿锦衣卫。他还格外重视锦衣卫的领导权，并精心挑选亲信担任锦衣卫首领，重用在安陆兴王府时的旧人。

 血溅左顺门

 嘉靖三年(1524年)，紫禁城的左顺门前跪伏着一大批身着各色朝服的官员。他们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伏在地上长跪不起。这不像是在参加什么朝拜仪式，倒颇有几分集体“静跪”示威的味道。没错，他们是在示威，而且是向皇帝示威。根据《明史·何孟春传》记载，参加这次示威活动的官员达229人，其中六部尚书就有5人参加，另外还有监察院都御史两人，六部侍郎3人，以及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30人，除此之外，还包括詹事、翰林、给事、御史、大理及六部诸司等十几个国家重要机关的官员100余人。

 皇宫门前守值的锦衣卫一看这阵势，赶紧差遣太监向皇帝汇报。虽说太监们着急害怕，18岁的嘉靖帝却不以为然，他很清楚这些大臣们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这是“大礼仪之争”的延续风波。嘉靖帝重用了桂萼、张璁两位替自己和自己父母说话的“异己分子”，竟惹得这么多朝臣集体示威，要和自己对着干。嘉靖帝起初是隐忍不发，先派太监劝说，劝说无效，他便命令锦衣卫抓走带头的8个人，以示警告。可这些示威的大臣们并未退去，抗议继续升级，用“撼门大哭，声彻殿庭”的方式哭谏。忍无可忍的嘉靖帝喝令锦衣卫前去执法，旨意就一个字：打!

 134名“静跪”示威的官员被集体廷杖，左顺门前顿时哀号阵阵、血迹斑斑，其中16人被当场活活打死，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血溅左顺门”事件，也是明朝历史上最严重的廷杖事件。虽说嘉靖帝再次取得了胜利，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将父亲追封为皇帝的愿望，可从此他也伤透了心，觉得大臣们的愚顽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之后他便疏远群臣，直到他去世，40多年时间里几乎没再露面。

 史书上说，嘉靖帝主政时，多次杖杀朝臣，“天下莫不骇然”。究其原因，除却追求施政效率的牵强理由外，恐怕更多与嘉靖帝个人的心理偏执有关。青少年时期的嘉靖帝经过一些特殊政治事件的刺激，使他对文臣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偏见。终其一生，他都在与大臣们的对抗中消耗着自己的精力和愤怒。

 倚重之臣陆炳

 陆炳是嘉靖帝奶娘的儿子，从小和嘉靖帝一起长大。陆炳勇武有力，机警过人，他是嘉靖八年(1529年)的武进士，授封锦衣卫副千户。陆炳升迁很快，除了自身的优越条件外，也与其家是锦衣卫世家有关。他的父亲陆松官至“后府都督佥事”，因此按照当时的规定，在父亲去世后，他世袭“指挥佥事”一职，又很快升任为指挥使，“掌南镇抚司”。嘉靖十八年(1539年)，在随嘉靖帝南巡时，有一次行宫突然失火，陆炳冒死将嘉靖帝救出，并因此深得宠幸，擢为都指挥同知，掌锦衣卫事。

 陆炳好财，曾笼络凶豪恶吏为其爪牙，秘密侦知民间富人有小过者，即收捕并没收其财富，积资数百万，营造别宅十余所，庄田遍四方。除了爱财，陆炳也深得权谋之道，服务皇上的同时，还与当时的内阁大臣关系密切，特别是与严嵩勾结最深。虽说陆炳残害起政敌来从不手软，可对嘉靖帝数兴大狱、欲置许多朝臣于死地时，他又会竭力加以保全，因此颇受朝中士大夫的好评。正因他左右逢源、擅长做人，其官运格外亨通。人臣能获得的荣耀，几乎都集于他一身。嘉靖帝对于陆炳的宠爱，还有一个事例可以说明：按照当年的规制，每逢上朝时，锦衣卫只能站立于大殿的西边，可嘉靖帝却为陆炳破了例，“特命上坐，班二品之末”。

 当然，嘉靖帝重用陆炳绝非简单的感情用事，他提高陆炳的地位，其实也是在提高锦衣卫的地位。他看重的是锦衣卫的法外势力和特权，并依靠这种恐怖的权力去制衡内阁朝臣和官僚机构的权力，巩固皇权、加强统治才是他最大的目的。

 当初在整顿锦衣卫时，嘉靖帝曾下旨告诫锦衣卫不要乱来，“惟察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其他案件都应交付司法机关处理。可嘉靖帝很快便食言，即便是祖宗设置的“三法司”机关，他也视为无物，一切都交付给锦衣卫主管的镇抚司狱办理。为此，大臣略带讽刺地进谏说：“朝廷专任一镇抚，法司可以空曹，刑官为冗员矣。”

 【责任编辑】王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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