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姚景源说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的话：中国人民的消费能力和对幸福的追求过去被长期低估。对此，相信十三亿人都会有同感。其实，与其说中国人消费能力和对幸福的追求被长期低估，还不如说，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对幸福的追求长期被压抑。

 现代中国开放的一代人消费欲望和对幸福的追求恐怕不亚于任何发达国家的公民，只是，消费能力和对幸福追求的充分释放，需要有高收入来保障。习惯上，中国人民历来被视为尊重理性甚于欲望表达，孔夫子“克已复礼”的古训一直根植于民族集体意识的深处就是例证，生活欲望以及人性被压抑和被低估，在旧时代不仅与封建专制制度及文化理念的禁锢有关，还与经济与社会长期落后、生存环境的恶劣有关。

 高收入保障，不仅包含了即期的直接工资收入，还应包括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隐性收入。近几年来，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已达到10%左右， 另外，高收入保障还应包括象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通过减低税收、推行义务教育、治理乱收费，让群众少花、不必要花的那一部分冤枉钱。自从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成为治政理念，中国中央政府就致力于缩小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的工作，中国已成为全球高速增长的一个经济体，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与发展成果的具体表现，就是提高国民的收入水平并建立全民社保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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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政治局5月26日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和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这个议题意味着公开提高工资、缩小收入差距已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而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将首先从调整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开始，预期这一群体工资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各险种缴费比例已由法规形式确定下来而成惯例，在工资水平上升的前提下，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进入个人帐户的比例以及基金总体筹集水平也都会提高，相应地，他们的养老待遇和医疗待遇也有不小幅度的提升。

 而根据以往的经验，公务员体系薪酬待遇的提高，往往成为全社会总体工资提高的标杆和先导，随着各行各业薪酬的普遍攀高，整个社会劳动力成本将呈现上升趋势，例如，占中国出口三分之一的广东省正在把省内最低工资提高17%到40%。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中国可能在五年内以两位数率提升最低工资，加薪对于中国是一个好政策，中央政府应该对地方政府加压，中国的发展成功归功于廉价的劳动力，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是减缓其出口，给工人以实惠比升值人民币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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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目前来说，中国确实存在居民收入上升水平赶不上物价上涨水平的问题，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医疗价格、住房价格、教育费用的虚高已使各地最低工资逐年上升的努力抵消殆尽。以医疗保障为例，在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扩面艰难、筹资渠道受限的背景下，药品价格和医疗服务费的持续增长，已使许多地区医疗保险基金面临赤字运行的风险。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费用，对企业特别是困难企业、绝大多数私营企业来说，属于直接减少经营利润的劳动力成本要素，企业往往不愿意承担这些人力成本。给公务员和工人加薪，势必同时拉动社会保障待遇的抬升，有些企业肯定会把这看成是一种噩梦。

 目前的加薪趋势，主要的因素不是来自于市场推动，而是来自于中央政府一些惠民决策的驱动。比如，如果没有中央政府逐步减少和取消农业税以及调整农产品价格使农民受益的举措，也就不会出现珠江三角洲持续的“民工荒” ；“民工荒”只是劳动力成本总体上升前的一个信号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劳动力成本上升，得力于中央政府允许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的开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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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利弊会同时显现出来，其弊主要在于，这会使中国局部丧失制造业过分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削弱中国和其他国家在争取外商投资时的竞争优势，从而影响出口的增长；而其利主要在于，它使得不合理的社会收入分配秩序得到调整，使社会公正得到维护，从而使建设和谐社会的治国思想得以具体体现。

 从长远看，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中国企业管理的成熟也有帮助，将来要改变过分依靠廉价劳动力谋求竞争优势，是外贸加工企业乃至所有扎根和投资中国的企业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加快产业升级、产业转移和品牌建设是中国企业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必然选择，但是，作为企业，要完成由依靠生产加工赚取利润向依靠品牌创新扩张的大转变，离不开稳定的技术队伍，而公正合理的工资保障体系和健全的员工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体系则是稳定技术和专业人才必不可少的渠道。

 总体上说，劳动力成本上升，就如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所说，是加薪政策催动出来的一件好事。, 百拇医药(王道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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