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锋（《新周刊》总主笔）

是传统教育还是西式教育？是做人还是做生意？是道德建设还是制度建设？这三个命题是时代之问。

摘句

1.南怀瑾留给我们至少三个命题：是传统教育还是西式教育？是做人还是做生意？是道德建设还是制度建设？他自称是个“顽固的传统文化推崇者”。传统文化为正，守正出奇，老先生至少提供了针对这个浮躁时代的一种解决方案。

2.南老曾提醒：现代人唯西方科技马首是瞻，不注重人格培养，乱不成器。

3.在南怀瑾的命题中潜藏着一条定律：把人做好了，人生差不到哪儿去，企业差不到哪儿去，社会差不到哪儿去。而这个时代，恰恰在“做人”这一点上出了大问题。

今年6月24日采访太湖大学堂时，南怀瑾先生身边的人回忆说：当初大陆要搞改革开放，南老在美国就说了句“糟了，还没想清楚”。老先生担心的是什么？我把这种担心发到微博上，一些人上来说“这不是反对改革开放吗”，难道中国要等到想清楚了才开放？

现在回想起来，中国改革开放是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透支山河湖海，透支了世道人心，更关键地，中国人在市场经济奔跑中乱了方寸。南老的担心不无道理。

当我结束采访时与老先生有一段对话。南老曾说道家是药铺，儒家是粮铺，佛家是百货商店。我问，那么，西方的民主科学是个什么铺子。老先生反问：对西方你了解吗？你不懂，你还年轻。答：我不年轻啦。先生：你有多大，60岁有哇？答：没有。先生：70岁我都叫你年轻。老先生拱手，得罪啦，得罪啦。

两千年的西方文明，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面前都叫年轻。为何要让五千年的文明跟着两千年的文明跑呢？

而当今中国的情况是，对中国传统的宣扬当时髦噱头，对西方经典不甚了了，多数人徘徊在模糊地带，不知所以。这样的改革开放堪可忧矣。

南怀瑾先生留给我们至少三个命题：是传统教育还是西式教育？是做生意还是做人？是道德建设还是制度建设？他自称是个“顽固的传统文化推崇者”。传统文化为正，守正出奇，老先生至少提供了针对这个浮躁时代的一种解决方案。

是传统教育还是西式教育？

有一点是确定的，按现行教育体制教育出来的人治理世界，不出问题才怪。

百年教育误入歧途，好比登山走错了路，越走越下不来。南老开玩笑说，“那只好坐直升飞机下来喽。”

家长们为让孩子进好点的学校都要托关系、送钱物，可谓费尽了心机。我们都意识到教育出了问题，一方面声讨、另一方面跟这个体制做交易；一方面百般呵护孩子，另一方面在学习上层层加码，让他们沦为“应试奴”，失去童年快乐，更罔顾其灵魂成长。

于是，“高分低能”，“有知识，没文化”，“有证书，无能力”，“懂考试，不懂生活”，等等。于是，只会“中国制造”，不会“中国智造”、“中国创造”。于是，老人倒了扶不起，社会乱象频生。

中国的孩子不快乐，长大后也不快乐，这个社会能好吗？

南老说，百年中教育有五次改革，不过是“扒层皮”、“洗个澡”，基本的都是错误的。他在写一篇《教育的自诉状》，检讨这些错误。

那么，中国百年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一切唯西学马首是瞻，科目设置缺了中学内容如修身养性、诗书情怀，尤其缺人格培养。

一切以应试为目的，孩子沦为考试机器，学校成了收钱机器。大家都有想法，却没办法。

一切以成人标准来要求，将小孩培养成“小大人”，过早失去童真，所谓“童年之死”。

南怀瑾的太湖大学堂则提供了另外一条路径：快乐教育。学中国经典，也学西方经典（包括圣经读本）。学书本，也学做饭、习武和野营。

大学堂的理念是：将中华传统教育融合西方体验式教育。以生命科学为基础实践人文的精神。其教育目的：一个结合田园教学、文化课程、心灵教育的学校，课程以兼顾儿童身、心、灵为主要特色，希望培育出术德兼修、知书达礼、心胸宽阔、体魄健全的孩子。

假如你问太湖大学堂的学生“今天是什么日子”，他们不但回答几月几号，还会说今天是端午，应该吃什么、注意什么等传统养生知识。

教育就是教做人，这一理念贯穿太湖大学堂的办校方法之中。家长唐先生让12岁的儿子毕业后一个人到上海痛快游玩几天，以锻炼他的应变能力。唐先生总结说，这几年儿子学到几样东西：第一是静定，第二是生活规范，第三是开放式思维。静定是基础，定生慧，面对外界诱惑，懂得如何取舍。

用大学堂李传洪董事长的话说，“这说明我们的孩子‘能打’。我们的小孩是跑长跑的，越大了越厉害，因为他们会有慧根。”

孩子是家长的镜子。社会焦虑导致家长焦虑，最终都反映到孩子身上。不快乐的学习注定是病态的，将来管理出来的社会也是病态的。

南怀瑾曾言：“今日的世界，在表面上来看，是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但是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这在精神上来看，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痛苦的时代。在这物质文明发达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尖锐对比下，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西式教育如果以科技为本，则大谬。这样只会培养出“有技能，没文化”的人，西方人自己都不会这样做。南老曾提醒：现代人唯西方科技马首是瞻，不注重人格培养，乱不成器。

是做人还是做生意？

小企业做生意，大企业做人。

南老先生2005年曾到海航开文化讲座，曾以《易经系传》中的“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忠告在座各位。后“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成为海航的企业方向。

当今世界的潮流都是鼓励工商业的发展，讲究现代化企业管理。而在南怀瑾看来，这些无非是一个人事问题。

他曾讲，政治也好，军事也好，工商业也好，困难的就是人事管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在老先生看来，当今人事有许多误区：一谈到管理，人就变成东西了，管理就是政治学上的统治。训练也不对，动物是可以训练，人可不能啊！名称不同，关系很大！

所以，何谓“中国式的企业管理”？中国大政治家管仲的思想可归纳“管、教、养、卫”四个字。政治上讲管理，但是光管理是不行的，还必须教育辅助。管理带着独裁性，只有对物品，才能单用管理；对人事，单说管理，也太无情了。所以要另外配合教育，乃至和员工福利有关的“养”、“卫”，如此才能有健全的人事结构，才能发挥团结精神，创造绩效。

某种程度上，南怀瑾是海航集团的精神教父，亲自编辑并书写了海航《同仁共勉十条》。海航企业文化完美体现了儒、道、释三教文化的精华。

在海航人看来，管理本身是科学，但都是“术”，是方法论，比如六西格玛、EVA、ISO9000等等，而中国传统文化是本，以义制利，修身做人。

儒家思想讲三句话，第一句是“以财聚人”，如果不能为大家创造一个谋生的机会，谁给你干？有了工作，才能聚起一批人，同时就产生了与其他外乡人的交往问题，叫“仁的境界”，以仁处人，爱他人，才能和谐。怎么才能做到爱他人？需要文化，需要“修身”，自渡渡他人，自觉觉他人。

当然，对中国传统文化应是扬弃使用的。海航汲取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内容：保留儒、释、道三大文化传承中的精粹。如中国儒、释、道三家文化告诉人们所应具备的学问，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这些对于中国的经商者而言，意义深远，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为商、为人之道。

南怀瑾先生一直认为，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将帮助人类解决物质文明中面临的许多误区。中华文化有普世价值吗？当然有。例如仁爱思想，“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诚信意识，诚信为修身之本；自立意识，“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自强意识，主张君子自强不息；强调天人合一、天地万物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至于等级观念、人身依附观念；人治，朕即国家，主张严刑峻法的观念；忠君愚孝观念；崇古意识，唯古是尊；中庸信条中那些保守、不敢为天下先、不利创新思想；贵义贱利，“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等等，这些都是该抛弃的。

解开海航，南怀瑾先生是一把钥匙。海航的势、道、术之中，无不显现着老先生学用之说的影响。事实上，先生曾来海航数度讲学，陈峰也频频以学生之辈登门求教。用海航人的话，即“以经典为伴，与圣人同行”。海航总结出的十二字真经为：发善念，用心力，尽人力，顺天命。此为海航“大爱”。

一个企业最重要的责任不是单纯追求社会财富和利润，最重要的是赚取人心，计利要计天下之大利。什么是天下大利？就是社会的需求，人民的需求，要勇于承担起社会的责任，这是一个企业最根本的目标，也是企业素质、企业家素质的重要表现。

南老先生曾宣扬办企业的最高境界：资本主义的管理，社会主义的福利，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国文化的境界。

关键还是在做人。靠做生意是永远也做不到如此境界的。

是道德建设还是制度建设？

战后南怀瑾先生曾到访日本。在火车站箱子烂了，书撒一地，幸得一位日本学生帮忙才得以赶上火车。当先生拿出钱时，那青年一个标准的敬礼转身而去。先生感慨道，“你看着吧，这个民族不出二十年就会起来的！”果不其然。

今日日本青年价值与父辈已不同，着装各异，但严谨的公共道德和勤恳的工作伦理还是保留下来了，这很重要！

维护社会是靠道德建设还是制度建设，当然是两者兼顾。但是，社会建设的根本还是做人！南老告诫，无论你走什么主义均有个政治的大原则，而这个政治大原则在《大禹谟》就已说明白——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其中，“利用”不是“利用你”，真正的“利用”是做任何一件事，用出来有利于大家，不是利于自己。

中国人讲政治，“政治”的意思：正己而后正人。你自己都不行，你要领导别人？那人家给你领导，是为了利害关系，为了待遇关系，为了钞票关系，并不是服你的气。

南怀瑾先生在《南禅七日》中说，他讲的不是佛教，也不是佛学，而是佛法。佛法就是一切道理的道理，即回到原点思考的能力，用时髦的话讲，佛法就是直指人心的简洁程序。

去年，星云法师解答我的提问“中国传统文化有普世价值吗？”他反问：自由、民主就是最终价值吗？人心安乐、欢喜才是最终价值。“仁”，两个人组成，就是我心中有你，这也是普世价值。

星云、净空、圣严及南老等文化大师几乎都是六十年前东渡台湾的。这是一种机缘巧合吗？当大陆文革自绝文脉时，台湾保存了中华文化的种子。

今日台湾社会早已走向国际化，却有极强的文化自信，因为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打底。同为中华民族，台湾人脸上比大陆人多了些淡定。

台湾有诸大师奠定的国学家底，有经营百年不被取缔的小吃店——这就是台湾社会的基本面，正向的价值观、友善的社会氛围和明晰的产权保护制度。如果找不到一种争论方式，我们只能在乱治循环中轮回，走不出两千年的历史。

反观今日大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两极分化已达到中国社会的临界点。发展才是硬道理，直至我们的山川河海承受不起。摸着石头过河，直到摸不着石头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无论白鼠黑鼠，不被抓住就是好鼠……我们一直跟着感觉走，看来还是“没想清楚”。

“对西方你了解吗？”这个问题一直萦绕不去。我想，在了解西方之前，请先了解传统吧，先学会做人吧。这就是南怀瑾留下的命题。

在南怀瑾的命题中潜藏着一条定律：把人做好了，人生差不到哪儿去，企业差不到哪儿去，社会差不到哪儿去。而这个时代，恰恰在“做人”这一点上出了大问题。

《文明》一书的作者尼尔·弗格森称，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只要从西方下载的六项杀手级应用就能快速发展。这六项手级应用是：竞争主义，现代科技，医学，私有产权，消费社会，专业分工与工作伦理——过去30年中国从西方下载了这六项应用程序，得以飞速发展。

民主制度不在杀手级应用之中，也无法简单下载，因为这是系统程序。系统运转程序不匹配，那六项杀手级应用断难运转顺畅。中国有中国的系统程序。民主自由是系统程序，修齐治平也是系统程序。没有系统程序，应用程序是跑不起来或跑不好的。文革以降，回想我们脑子里的系统程序，真是写得太烂了。我们的系统原代码，就是麻将里的“十三不靠”，既不中又不西。

南老曾提醒：现代人唯西方科技马首是瞻，不注重人格培养，乱不成器。

子曰：邦无道，富且贵，耻也。两千多年前，孔子感叹时代“礼崩乐坏”，于是奔走四方，随缘教化。如今南老怀有的是相同的理想。他说，“我们虽失望，但不能绝望。”他创办太湖大学堂就是为了证明还有希望。面对外界对大学堂教育实验的质疑，南老称“笑骂由人吧”。

什么是一个和谐社会的基本面？是世道人心。

教育的使命是筑就一个社会的基本面，是教人如何“做人”，做顶天立地的人。没有这个基本面，无论你引进多少制度规章，盖多少高楼大厦，无论经济数字多么光鲜漂亮，一切都如沙滩筑厦，随时漰塌，一切都会被打回原形。不是吗？

（本文刊载于《新华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