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叶曼教授，本是学佛的。但她的打坐修行却先通任督二脉，后又斩赤，通三脉七轮；她的经历可以借鉴。大道无为，无为是大道。不要太在意色身上的事。

南怀瑾先生开场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叶曼教授的本名是刘世纶，她的笔名反而掩盖了她的本名。刘教授是湖南人，父亲是世家子，跟王云五、韩德清是结拜兄弟。她在家里可以说是标准的大小姐。她，在北大是学经济的，从此学会了经济，懂得了经济的道理，也懂得了人生大经济的道理。

她中学还未毕业，父亲病了三天就去世了。大家都以为她家很富有，但经她清理下来，不谨根本没有财产，而且，还欠下一笔债，她在年少丧父的悲痛外，又发现家庭的实际经济状况，所受的打击实在太大，真使她痛苦到了极点。那时，她的哥哥还在南方读书，她的弟弟都还小，还有不到四十岁的母亲，另外，那麽多的债务，那麽多的未了事情，都需要处理。她自己还只是个中学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只有挑起这付重担子。清理了父亲在各地留下来的困难问题後，接著培养弟弟们念书，以及侍候她的母亲。刘教授过去就是这样的一个青年，在那样一个痛苦的经验中奋斗成长。今天，青年们在**长大，由幼稚园一路读到大学，是很难想像那种环境的。後来，她结婚成家，做公务员，又成为一位很成功的外交官的夫人，她的先生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前驻沙乌地阿拉伯的大使—田宝岱先生。在外交圈里，这位大使夫人是很有名的。她自己写作、教书，加上学佛、学禅、学密，几乎没有一样她不想学。现在年纪虽不小了，仍好学不倦，如同年轻人一样，现在还在学打太极拳。每天可怜巴巴的，两条腿都蹲得发酸，忘记了自己年龄，仍然艰苦的练习。我看她这十几年当中，真的做到了学而不倦，而且，所学的每一样都非常专精。她对人生是认真负责的，她把这个人生的一切都看成是人应该完尽的义务与责任。不管是出世法或入世法，她都用一种特别的专注精神去从事。

所以，今天我不要她定什麽题目，就是讲她过去的学佛的经过。她讲两个钟头可以，连续讲下去更好。我相信会给大家一个很大的启发。

我今天介绍叶曼教授，简单的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叶曼老师的演讲

老师！诸位法师们！诸位先进的道友们！

刚才，老师介绍我的一些话，使我感到非常的惭愧，但是，又非常的感动。说实在的，我跟老师学了二十三年的佛，也挨了二十三年的骂，刚才是第一次听见老师夸奖我。这真是大出我意外的，我已经感动得快要流眼泪了。因为，过去20多年，老师是恨我不成材，把我看得一无是处。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我後来才知道，原来他是希望我能永远不停的进步。现在老师给我那麽多的夸奖和期许，也许，在世间法上，老师认为我这个老孺子还可数。至於出世法，今天，我就秉承老师的命令，跟诸位来谈一谈。说实在的，我的学佛的心路历程，非常的平凡。我学佛的时间、学佛的经验也非常的浅，同时，也非常短。要我到这里来和诸位谈这个问题，对於学佛的先进们，和老参菩萨们，真会使我贻笑大方。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

谈起学佛，这一段心路历程，应该从我很小的时候说起。我吃长素，从八岁就吃素，但却不是为学佛而吃素。在北方，平常是不吃羊肉的，要到立秋以後，才能吃羊肉。因为，羊肉不能在热天的时候吃，立秋以後，北方天气就凉了，才可以吃补。我八岁那一年，我们全家去羊肉馆子贴秋膘。进门时看到有人牵著一只羊拉进後院，那头羊跪在门口“咩—咩—”地叫着，不肯进去。听起来羊的叫声跟哭声一样的悲惨，我当时心里就非常的难过。等到进了馆子，坐下来後，准备吃涮锅子，伙计将切得薄薄的羊肉，摆在桌子，鲜红耀眼，我一看，立刻想到刚才我看到的那头哭著的羊，心里的难过，真是无法形容。我怎样也吃不下去，从此以後，我就不再吃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了。

这一个决定使家里的人当时颇为欣赏，认为这孩子心地非常的仁慈。但是，我的父母与至亲好友认为这种事情，是经常会发生在一个小孩子的身上的，当孩子们看到杀鸡、杀鱼就会常常几天不吃鸡鱼，可是过几天也就忘记了。他们想，我也会如此。然而，这一个素，一吃就是十四年，一直到抗战我结婚为止。别人以为我吃素是为了信佛，我总会说：“我才不信佛哩，我吃的是儒家素。”别人说：“儒家是不吃素的，那里有儒家素？”我说：“孟子不是说过吗？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这就是儒家素！”

幼年的私塾教育

我父亲对我的教育用的是非常独特的办法，六岁开蒙，念的不是三字经、千字文，而是左传。当我九岁把左传读完，然後，再开始续孟子、论语和古文。到了十岁，才开始进高小一年级。

我不但否认吃素是因为信佛，而且，对於佛法、佛教有非常大的反感。这种反感一直到我遇见南老师，听楞严经的时候，才停止。

为什麽有这种反感呢？

刚才，南老师谈到王云五先生、韩德清先生和先父的关系，他们都是宋教仁先生的崇拜者，他们追随宋先生从事革命。当宋先生被刺杀後，他们便开始反袁，於是被袁世凯通缉，先父和韩先生两人化装跑到上海，住在王云五先生在租界的家里，躲在他的小阁楼上，连大街都不敢去，一直躲到袁世凯失败，他们才出来。所以，他们三个人结拜为把兄弟，三个人约定，绝不从事政治，所以王云五先生专门办商务印书馆，他从政，是以後的事。先父从事工业。韩德清先生则专研佛法，他就是那位被称为「南欧北韩」的清净居士。在结拜三兄弟当中，韩先生是最小的，因为在韩冢七兄弟中，他排行第五，我们称他为“五叔”。老式的人，兄弟辈对於兄长，是非常恭敬的。所以，每年初一，五叔和他的太太都到我们家里来拜年，而且是恭敬的下跪。

後来，我父亲为他盖了一楝房子，组成“三时学会”，这位五叔，突然间成了我们全家大小的师父。每逢过年，韩五叔不再到我家来拜年，而是父亲领著全家去向韩五叔——我们改称“师父”的去拜年了，父亲率领我们全家，恭敬的向他行跪拜礼。

父亲每次去三时学会听经，见了清净居士，总是先跪在地上向他顶礼。自小耳儒目染，使我深深觉得对於传法的老师，应该非常、非常的恭敬。所以，後来当我看到有人对老师不恭敬时，我就会很生气，觉得简直是不可饶恕的事情。

不沾佛学

清净居士研究的是唯识宗，父亲认为我从小读古书，对於文学方面，应该是了解的，所以，就带著我去听“成唯识论”。诸位可以想像，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去听“成唯识论”，那简值是对牛弹琴。记得有一天，我听得很不耐烦，实在坐不住了，心里起了很深、很深的反感，我突然感觉到：“什么叫佛法？佛法只不过是有钱、有闲的士大夫们高级的消遣品而已”。这一个念头，到後来自己真心学佛了，回想起来，非常感到惭愧，很後悔自己当时的幼稚与无知另一方面，我母亲不认识字，父亲研究的“成唯识论”是她所不能理解的。她学佛，就只是烧香、拜佛。父亲给我一件工作，就是教母亲念一些最简单的经。第一部经就是阿弥陀经，然後是教她念往生咒、大悲咒。那时，我一面教母亲念经，心里就一面起反感。认为经文上所说的好像是在贿赂愚人去信佛，什么金沙布地、金银琉璃、赤珠玛脑、七重行树、七重罗网的，彷佛是说：我这里一切都奢侈华丽极了，你们若是念佛，你们就可以到我的国土来。

母亲每天就只知道念、念、念，早晚念，除了念，就是烧香、拜佛。可是等到她的—些佛事做完了，其他的生活和平常人完全一样，她照常发脾气，她照常打麻将，一切生活跟普通人并没有两样，多的只不过早晚三柱香，拜佛，持咒、念经而已除此之外，生活与心性上与学佛毫不相关、毫不发生影响。所以，看到母亲这种学佛更加深我对佛法的反感。我认为佛教只是士大夫有闲阶级的高级消遣品，和无知妇女祈求福报的安慰品。

所以，我从来不谈佛法、从来也不沾惹佛教，不过我仍然吃我自己的素。

亲情深似海

吃素的过程，说起来是很艰苦的。首先，家里父母就反对，认为孩子们正值发育时期，成长的阶段，营养不够是不行的。当时，我不但不吃任何有生命的，连鸡蛋也不吃，我对於豆腐类的制成品又讨厌，我吃的就只有青菜了。所以，家人急得不得了。有时候想起来，父母的恩情，真是深呵！(这时，刘教授停顾了很久没讲话)

当时，我父亲就买来“起士”(乳酪)，最好的，瑞典蓝颜色的“起士”，那股臭味就好像好几天没有洗的脚一样臭。我怎样也不肯吃，因此，父亲就悬赏，他知道我的脾气，假使告诉我是为了我的营养，我一定不肯吃。因此，他就宣布：谁要是吃一片“起土”就给一块钱，那时候一块钱，价值大得很，可以买一百五十个鸡蛋。同时，还要我们吃鲜番茄，谁要能吃一个鲜番茄，也给一块钱。兄弟们装模做样的宁不要钱，也不肯吃，没有一个跟我抢我却要表示勇敢，皱着眉头硬吞下去。后来才知道，他们背后都是讲好了的就是为了给我一点营养。我为了钱，拼命的吃这两样东西。到后来，钱没了，我自己却已经爱吃生番茄和起士了。到了自己做父母后，才想到父母用心之深，对于儿女的爱，那是没有方法去衡量的。而我自己为了吃素也吃过不少苦头，从小学到大学，吃素使我变成大家嘲笑的对象，我的午餐经常就是一碗阳春面。各位知道，人性不是太善的，孩子们更是非常残酷，所以一般孩子和青年都不敢和同伴不同，无论穿衣、饮食，无论做什麽都得大家一样，才不会受歧视。像我这样的一个人跟大家在一起，他们大吃、大喝，而我顶多是吃馒头和咸菜，或者是阳春面。他们认为：年纪轻轻的吃素，简直像小老太婆一样，常常拿来作谈笑的资料，虽然他们并不欺负我，可是在那种情形之下，要是一般年青人，早就放弃了。

我吃素，不是怕因果报应，因为我那时根本不信佛，更不相信轮回。我吃素，纯粹只是为了不忍心。所以，有时候被他们逼急了，我就说：我绝不吃尸体。他们说：“哎呀！你这人真讨厌，我们正在吃饭，你讲点好听的，可以吗？”我说：“本来就是实情，现在你们吃的全是尸体，而且是支解了的、腐烂了的尸体，我不但不忍心吃，我都不忍心看。”

我告诉他们：“我看到碗里的鸡，就想到鸡飞，看到盘子里的鱼，就想到鱼游，看见猪肉、牛肉的时候，就想到猪和中活著的模样，这样怎能使人吃得下去。”

神秘的经验

我虽然不信佛，但是有一次，我曾经亲见一桩神秘的景象，那就是先父的去世。先父是患脑充血只有三天就去世。那时，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也不能说话，右半身完全瘫痪，可是，他的神识非常清楚。说来不怕诸位笑话，我的母亲从一数到一百，就再也不能数下去了。如果把她一个人带到峨眉街让她在西门町逛，稍停再在峨媚街原地见，准保她再也找不到峨媚街了。但是她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女性，智慧很高，反应很快。在这种情形之下，可以想到我父亲是多麽著急，那麽多未了的事，妻儿以後的生活，都将如何安排，所以他闭起眼睛立遗嘱、安排後事，那些字虽然是闭著眼睛写的，仍然很美、很清楚。

父亲去世的头一天晚上，我母亲嘱咐我们说：“不管你们信佛或是不信，大家都必须围在他的床前一起念‘阿弥陀佛’。”俗语说“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那时候，只要有人能救我父亲的命，你让我割下肉来，片片支解，我都愿意，更何况是虔诚的念佛？

整整三天，我的母亲一直没有离开过父亲的床边。一直都斜欹在他的身旁。

亲友大半部回去休息了，那是一个很宁静的寒夜，我母亲突然尖声大叫起来，那个声音真是凄厉无比，她连连的喊著：“不要—不要！”然後，舌头便缩进喉咙里而去了。於是立刻请了医生来急救，把她抬到另一个房间，她有一个月都不能说话，因为舌头伸不出来。喂东西吃的时候，都是拿著汤匙一点点送进嘴里。

彼来她能说话了，才告诉我们：“以前，曾跟你父亲有一个约誓，就是我们生同案、死同时。我那时正在看著你父亲，突然过道看见父亲跟一大堆人往外面走，你父亲停下来，向我招招手，并且向我说：你不是说要跟我一起走的嘛？走啊！”低头一看，你父亲正睡在我的臂弯里叹气。立刻我知道你父亲没救了，我知道他是要我跟他一起走，但，一屋子的孩子都这麽小，我说：“不要！不要！孩子还这麽小。就这麽一下，我就晕过去了，後来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母亲晕去後，便由我代替她陪在父亲旁边。父亲的神识非常清楚，我向他说了很多话，他彷佛在听著，又彷佛无反应，我就说：“您叫我……”他就以极轻微含糊的声音叫我的绰号，这是父女间亲腻的称呼，我很高兴的向他保证：“您很快就会好的，没有关系，我愿意侍候您一辈子，只要您活下去！”

这时，只见他脸上变了色，急急的把手伸出来，只有姆指和小指伸出，握拳成一个“六”字，我不了解“六”是什麽意义？在亲友中没有排行“六”的，我想不出任何有与“六”字有关联的人和物，所以一再的问“六”什么，我父亲便含糊的说：“笨！笨！”依旧一再的伸手作“六”。

从我母亲晕倒，闹到现在，差不多是清晨四、五点钟了，他不再说什麽，只是连连的叹气。

那时，我们住在青岛，青岛有很多的教堂，那天，正是圣诞节——十二月廿五日，早上六点锺，全市的教堂敲钟，庆祝圣诞，正在百锺齐呜的时候，我父亲叹了一口长长的气，就过去了。

那时才知道，他要预告我的是要我知道早上六点钟，他就要走了。

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神秘经验。

一个中风的人，眼睛已看不见了，话也说不出来了，他的神识却能那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的正确死期。这件事情，一直使我不能了解。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不可以常理解释的事情。

重担一肩挑

等到父亲过世以後，突然间，我从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小姐生活，开始要肩负起很多麻烦的事——照料母亲和弟妹、料理债务、扶榇回北平、安葬、定居。当时弟弟妹妹们都小，我自己也还没有中学毕业，突然间，我长大了。

这时，我深深体会到友谊的可贵，朋友的帮忙太大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完成了大学学业，使母亲安享她的馀年，这全都是靠了朋友的帮忙与协助。这些朋友，知道我父亲身後萧条情形後，他们凑足一笔基金，作为我们兄弟姊妹们的教育费，这一点，我是一生都感激的，譬如王云五先生在上海写信来吊唁并寄来五百元，在那时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卢沟桥事变发生一年後，北大通知我们、.如果在最後一年还不回到大後方的联大，就不发给我们北大的文凭。於是，我们准备到大後方去，但是家人不准孤男寡女结伴同行，必须结婚後才能走，所以，在仓促之间，我们就结了婚，婚後七天就离开了北平，扮成新婚夫妇到天津去蜜月旅行，然後从租界上船经过香港、安南，这样的到了大後方。

外交生涯

毕业後，田先生进了外交部，我进了中国农民银行。

珍珠港事变发生之後，我们被派往芝加哥做副领事，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从此我也再没有见过我的家人。後来政府迁都南京，一直到迁都到台北，我们都是在海外，国外一住就十三年。

在这十三年中，我们走了很多国家，可以说那个生活就像转陀螺一样。我算计一下，大约每三年大搬一次家。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随时都作搬家的准备，每逢到了一个新地方，刚刚把人弄熟了，和当地的政府与侨团也熟识了，便又要开始调到另一个新的国家去。

就足这样的搬家、安家、联络、交际、环境才摸熟，一级命令下来，又得收拾行李走路。

这种调动，事先绝不通知，接到命令，一个月之内，必须起程，、永远是田先生先走，我则留在当地整理东西，等候孩子学业告一段落，然後，带著孩子们，追随前往。

田先生到了新住所，多半寄居旅舍或暂时借住人家里，直到我去了以後，才找房子、买家俱、安家。所以这十几年二直过的是这种生活，没有时间让我从容地想一想：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生活就像陀螺一样地转著，这种情形，一直到了一九五六年，我们回到**。十三年来第一次回到祖国。

那时，外交部给田先生的薪水是台币七百元，刚刚够他来回坐车和抽烟，所以，整个家庭的开销，他就一切拜托了我，由我全权处理了。

对於一位既不会贪污，又不会想花样赚钱的先生，唯有自己去想办法了，写文章、教书，所以，今天除非不得已，我是绝不写文章的，我写文章的开始，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了赚钱，我的文章，先在国外发表，然後在国内刊登，接著在杂志上转载，最後，又在中央广播电台由我亲自广播一遍，我叫它“一文四吃”，如此这般而维持了这个五口之家。

虽然又忙又累，但是周围的环境和气氛，却开始激发了思想，开始想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什么是人生？自己已经到了中年，却感到一事无成，看看孩子都逐渐长大，不由得感慨的对他们说：“我此生就是这样了，唯有希望你们将来成大事、立大业。”说完这句话，猛然想起父亲当年也曾如此的告诉我，而我现在向我的儿女说，将来我的儿女再向他们的儿女说，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说下去。人生到底真的为了什麽？我为什麽会出生？生的目的是什麽？我将来死了以後向那里去？我想起我小的时候，也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很好奇，常常有一大堆的问题，为什麽？为什么？那时孩子们对父母很恭敬，也很疏远，不敢拿问题去烦他们，只是自己一个人闷烦傻想，想不通，便安慰自己：没有关系的啦！这些问题，我早晚会明白，突然的，会有一天，我明白了，那麽那些小问题，也就都会明白了。现在过了四十岁，对於那些问题，反而没有小时候的自信，也决不敢希望突然的了悟一切。我必须努力的去寻求解答。

我开始读书，找朋友讨论，首先，从哲学方面的书籍入手，愈看愈不懂，哲学使我如一般人所描写的：“把一大堆我们都不太明了的名词，组合成美丽复离的辞句，读了它，把人绕得晕头转向，而不留任何概念。”

书本上，不曾给我具体的答覆。

於是，很自然走向宗教的领域。

向牧师质疑

在那时候，基督教非常时髦，谁若能到士林作礼拜，那代表着某种特殊身份，一些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太太们，一听我对人生发生了研究的兴趣，她们大为高兴，就把我找了去谈。当他们没有办法解答我的问题时，就要我去作礼拜。牧师的讲道不曾说服我，於是她们便为我举行家庭礼拜。我向她们说：“我是要问牧师问题的！”她们说：“你尽管问好了，他们会答覆你一切的。”

我可以告诉各位，我最高的记录，是曾经在一个星期当中，做了七次的家庭礼拜。在每一次的家庭礼拜中，她们都希望能够把我说服，如果我能信了教，她们认为我将是基督教的一个生力军。他们很看得起我，总是向牧师说：“你们尽你们的力量，无论她问了多直率、多坦白的问题，都要答覆她。你们若能说服了她，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教友。”

每一次，在牧师讲道後，我就问：“XX牧师！对不起，我有一些问题，可能是犯禁忌的，非常不礼貌的，假如你能答覆的了，我就立刻受洗。”

我的问题是创世纪的记载。

1.上帝为什麽造亚当？

2.造了亚当又为什麽造夏娃？

3.为什麽又在伊甸园里，种有智慧树和生命树，却告诉他们：“只有这两颗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

4.为什麽又造了一条多嘴的蛇，让蛇去引诱了夏娃，再让夏娃去引诱亚当，违背上帝的意旨—偷吃禁莫？

5.上帝知不知道，这些事情都会发生？上帝假使不知道，上帝便不是全知。

6.亚当、夏娃是他创造的，蛇也是他创造的，他们犯的罪，比起今天的人类所犯的罪，真是不足微道了，上帝能不能防范他们犯下罪过，上帝连他创造的，都不能控制，那麽，上帝就不是全能的。

7.上帝既不是全知，又不是全能，而且，上帝也不太仁慈，即使一般做父母的都会设法，使孩子远离危险物，并且尽量加以防范，使孩子不会受到伤害，上帝造了危险东西，却不设防的放在那儿，难道上帝的爱，连世俗的父母都不如？怎麽能说“上帝是最仁慈的呢？”

8.亚当、夏娃也没有犯太大的错，他们只是违背上帝的命令，偷吃了智慧果，难道上帝这麽嫉妒，这样心胸偏狭，只准他自己聪明，别人就不准有智慧？一有了智慧，就得驱逐出伊甸园？这上帝未免心胸太狭窄了，这样的上帝，叫我怎能信服？

“殊途也不同归”

非常惭愧！这样差不多问了一年，也没人能答覆我。

非常的可笑的，在辅仁任教的时候，曾在一个公开的演讲上，我曾用佛法来解释创世纪，前头一排坐的全是神父。

有一天，有位长辈，夫妇俩都是虔诚的**徒。从早上九点和我谈到中午十二点，还是辜负了他们二位的苦心。当时，他们会急著想带我去士林受洗。我说：“对不起，我不愿欺骗您们二位老人家，更不能欺骗您们的上帝。因为我也从来不欺骗我自己。”接著我又说：“到士林受洗，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现在，假如我跟您们去了，不是为了上帝，而却是为了功利的目的，这样的话，也污辱了您们对我的一片爱心。”

从此，我跟基督教使绝缘了。

很久以後，碰到一位基督徒的教友，她问起我是不是还在学佛？我说：“是呀！你现在还信基督教？呵！没有关系，条条大路通罗马，殊途同归，将来咱们都会在天国相会的。”她说：“不要梦想，将来你是下地狱的，我是上天堂的，咱们两人殊途可不同归。”

当然，她是开玩笑的，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几乎我和这些老朋友都断了关系。我也不再像小时候，那麽天真的认为：总有一天我会突然开悟了，於是一切问题也就都明白了，那时还不懂得“开悟”，这个名词的含义。只是不明白的事情太多、太多了。连手上为什麽生五个指头，我都不明白。愈不明白，心里愈烦。

问题有这麽多，教我如何打开这重重的疑团？

明师难得

正在旁徨苦闷的时候，北大的同学—张起钧教授，他认识了南老师。

一天，他来看我，说：“我遇见了一位异人，这个人，什麽都懂，我去找找他，看你能不能去见他一面。”他去找南老师。南老师说：“是位太太？哎呀！算了，你不要给我找麻烦，这些太太们学佛，不是为了夫妻吵架，就是为了儿女不乖，要不然，就是这个、那个的一大堆的家长里短，要不就是迷信，求佛保佑，你干麽给我找这个麻烦，我那有闲功夫来跟他们罗嗦？”

我这位老友大概在老师那儿，替我吹嘘了一番，费尽了唇舌，才欢天喜地的跑来说：“南老师答应了，好不容易他才肯见你，见了面，说话的时候，可不要随便乱发议论哟！”

当时，我心想：这样一位异人，我得好好准备一下，不可让他小看了我，把我当做一般的婆婆妈妈，只会唠叨罗嗦。

我第一次见到了南老师。老师开口就问：“你来找我作什麽？”我说：“我想请教生死的问题。”

老师说：“什麽生死问题？”

我说：“我想知道生从何处来？死向何处去？”

老师说：“你从哪里学来这两句话？”

我说：“这是人人都想要知道的。”

老师说：“你知道了，还不是得活下去。你知道了，还不是照旧的会死？”

我说：“南先生，这其间可有分别，知道了以後，至少活著不会活得乱七八糟，死也不会死的糊里糊涂。”

老师许久没有说话，转过头来，对张起钧教授说：“这位太太倒是可以学学禅！”

那时候，我不懂得什麽是禅。很惭愧！连“佛”是什麽意思也不知道。什麽是菩提？什麽是四苦？八苦？什麽是六波罗密？什麽是菩提萨捶？连名字都没有听过，更别说懂得其中含义了。

老师给我一本“禅海蠡测”。我花了一天一夜的功夫，生吞活剥的把这本书看完，再去见老师。老师问：“有什麽疑问没有？”我说：“没有。”

於是，老师就告诉我：“我在一个地方讲经，是不对外公开的，在一个朋友的家里，你以後每个礼拜来听好了。”

自从一见楞严後不读人间糟粕书

讲经的地方是北投的杨管北先生的家中。

我听的第一部经就是楞严经，幸好第一回接触的不是“成唯识论”，也不是“阿弥陀经”，而是楞严经。否则我又掉头而去了。真是自从一读楞严後，不看人间糟粕书。

虽然是中途插进去听楞严，名词也不懂，佛理更不通，但是文字和说理，立刻使我著了迷，每次听经，内心中总是充满了欢愉的心情。

老师讲，我写笔记，回来再整理，从头温习回想一遍，再把老师下次要讲的，事先再看一遍。半部楞严经听完以後，我请求老师从头再讲一遍。

听讲的人中，有位程沧波先生，程先生的文章学问都是有名的。他说：“像我们这一班人，听了两遍楞严经还是不能全懂，年轻人，或是文学基础不好的人，又怎麽能看得懂？老师，若是能把楞严经翻成白话，就会普及众生了。”

今天，举目四看，当年听经的人，眼前没几个了。

出钱印书的是杨管老，供应纸笔的是杨太太，还要找一个能帮整理稿子的人，这件工作就派到我的头上来了。

将近半年的时间，老师笔下很快，楞严经就翻成了白话。我则一边抄写，一边加上标点符号。

不久，我先生外放，派任驻雪梨的总领事，我们又出国了。我跟老师学习的时间，算起来，不过一年半。

出国时，携带的就是一部楞严经，因为它是我唯一读过的佛经。後来，老师将印好的楞严大义精解寄给我，在澳洲的三年，每一天，我都把这两本书对照著重新逐字的仔细看，并作眉批。

现在再说说我的坐功。刚刚遇见老师时，便按著老师的教导，学习打坐，腿也盘不起束，那是一种近乎散坐的打坐。可是坐的第二天，刚一上座，突然间觉得有一个从尾闾那儿往上冲，就好像蒸汽机一样的强烈，仿佛有一个类似圆柱的帮浦，往上直冲，这一下可真把我吓坏了。我想：“糟了—这个大概就是所谓走火入魔了吧？”於是，赶紧下座，跑去告诉老师。

老师说：“没想到你这麽一把岁数了，又结过婚，生过孩子的人，还能一打坐，就碰上这种事，真是可惜，我应该先告诉你的，你把这机会失掉了，下次若有这种情形发生，不要慌，再继续坐下去，看看还会发生什麽事情。”

很可惜，从那次以後，就再也没有发生过那种现象了。

在澳洲三年，调到菲律宾又住了一年。

这时，我的女儿正准备生第二个孩子，於是，我就赶到美国去照料她。万里归来只为她。

第一次打七

这一年，是一九六四年。南老师准备在阴历大年初二，举办“打七”。

听到这个消息之後，我排除了很多的困难，预备离开美国赶回台北。当时，我的女儿哭丧若睑说：“妈妈—要不是您是我的妈妈，我真要说您简直是疯了，哪有在大年除夕，把儿女孙女扔下不管，自己走了？若是回到菲律宾跟爸爸去过年，还说得过去，可是，您这时回去，却是为了打七。这真是怎麽一回事呀？”

我说：“我也不知道是怎麽回事？总之，这个机会我是不愿意错过的。”

这一次，我是抱著求知、求证的心，在大年除夕万里飞回台湾。在国外几年，《楞严经》都给我翻烂了，理趣上虽然知道了不少，但在自己身心方面，却觉得毫无受用。

因此，这一次“打七”，我抱定破釜沉舟的决心。对自己说：“假使在这七天之内，我若不能证实任何东西，从此以後，我不再学佛，不再谈佛了，无论佛的教理是多深，文字多美，依然只是谈禅说法，於事又有何帮助呢？五年来我把自己整个心都挂在上面，可是抓不著！摸不到！碰不见！丢又丢不下，放又放不开，到头仍旧什麽都不知道，长此下去，岂非浪费生命？”所以，当时是抱著这种决心去打七的。我的脾气不太好，而且很执拗，老师经常说我，一个女人，怎麽有这麽大的霸气？应该放柔和些。

我自己倒不认为这是什麽霸气，无论别人如何夸赞我，我觉得自己并不很聪明，因此，只有一个办法：勤能补拙，最好是下死功夫。所以，无论学什麽东西，本著笨鸟先飞的原则，我总会比别人早一步，下多一点功夫。那麽我就不会比人家落後得太远。而我学佛，起步已太迟，兼之自感老大，更深怕他生未。而又此生先休，所以才会如此的著急。

因此，我下定决心，在这七天之中，一定要把这档子事弄个清楚明白，作个最後了断。

大年除夕，赶到了台北。第二天，补办了入境手续，向朋友借了铺盖，未通知任何亲友，只向老师拜了年，便澄心静虑的住在旅馆，准备第二天上山，到杨管北先生的别墅去「打七」。

那年，仿佛都是男士，只有我一个女人。

在禅七中，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我非常的虔诚、专精、老师说的法，我心领神会的细琢磨。老师教的法门，我都认真的去参修，他要我们做什麽，我就做什麽。在那几天当中，我一句话也不说，一副要打官司的脸，不说也不笑。朋友们安慰我说：“这事情，不能急，要慢慢来。”我劈头的反驳他们说：“慢慢来，等到死了再来？还是等到像您这麽老了再来？”

我就像是疯狗一样，只要谁劝我，我就不客气的反驳回去。甚至於连老师的话，我若听不顺耳，也板著脸反驳。我认为只是打打坐、数数呼吸、听听经，不管理论上有多好，但是对於自己毫无补益，并不能证实什麽，这岂不是依旧在拿佛法来消遣？

那时我的心情，实在太坏了，把所有的朋友都顶撞了，我不是气冲斗牛的瞪著两只眼睛发脾气，就是闭著两只眼睛生闷气，饭也不吃，觉也不睡，满脸的杀气，真像卖牛肉的样子——这是後来同参们描述我的当时神情。

到了第四天晚上，大概是有人对老师说：要是再不管她，她可能就真要发疯了。於是，老师把我叫了去。

老师说：“你在闹什麽呀！”

我说：“太多的问题，从头到尾，我都不能解答。”

老师说：“你这样，就能解决得了吗？现在，你静下来，冷静下来……一切问题都不要想，全都放下。”

我瞪著两个眼睛看著老师。

老师只是说：“静下来，什麽都不要想！”

我静了下来，突然间，我有如醍醐灌顶，从头顶静到足心，我立即体会到，真正体会到：“狂性自歇，歇即菩提。”

一切问题立刻溶化消失，心中豁然开朗，一种说不出的欢喜、舒畅、宁静，那是难以述说的。

我高兴的说：“老师，就这麽简单？”

老师说：“根本就不复杂！”

我说：“就这麽平凡？”

老师说：“从来就没有隐密。”

於是老师叮嘱我：“好了，就是这个意境，一直保住下去，不要睡觉，不要动，好好保住。”

老师离开後，我继续坐了许久。忽然想起，脚还没洗，牙也没刷，赶紧下座，到了浴室，清洗一番，然後，躺了下来，倒头就睡。这一觉真是睡得好香，好甜。

第二天，一早老师问我：“怎麽样？昨天怎麽样？”

只见老师把眼睛一瞪，大声的说：“告诉你不要睡，继续坐下去，你为什麽不听？”

我说：“老师！我的脚没洗，牙也没刷……”

老师不等我说完，就向我吼著说：“这就是你的洁癖！这就是习气！这就是业力！”骂了一大堆。

我听了，一点不觉委屈，反而心平气和的说：老师——您昨天讲密勒日巴尊者的故事，当他飘在半空中下不来的时候，把他老师给的锦囊打开一看，原来只是告诉他：“此时最需好饮食。”其实，此时也需好睡眠哩。

老师笑了，没有再说什麽。

那一整天，坐得非常好，不必用什麽法门，自然的万虑俱寂，而又充满欢喜。彷佛一切原本就是如此的。到了晚上，刚躺下来，突然感觉下腹部，脐以下，整个热气充满，就像山里氤氲的云，翻滚弥漫，越来越密越厚，又暖又充实，忽然有一股气从密集的云层里直往上冲，顺著喉咙、唇、舌、人中、鼻子到眉尖，然後分成三叉，牢牢的，把顶门按住。我不知道这是什麽？既不害怕，更不心乱，反觉得很有意思，心里想：你可以上来，你是不是也可以下去呢？这麽一问，“他”就真的下去了。我又再跟“他”商量：你是不是可以再上来？於是，这股气又上来了。

我开玩笑的问“他”：也能从後面上来吗？“他”就另分一股从後面尾闾，沿著脊椎、後脑，然後分为五支，冲了上来。这样一前一後两股气，上面各分出叉，把我的头部密密抱持住。

我摇一摇头，摇不掉他，但是心里要他上来，他就上来。要他下去，他就下去。我就这样的和他戏耍了好半天，觉得有趣而又舒服，然後，我安然的睡去。

第二天清早，几乎把他忘了。但是把头一摇，才发现他还在那儿。清清楚楚的在那儿，这一下，我知道“他”不太简单，立刻奔跑到老师的房里，报告昨天发生的事惰。

老师立刻吩咐鸣钟集众，大伙儿都到了禅堂。老师向大众宣布：我们大家来庆祝叶曼——她，任脉、督脉一齐打通了。”

我好奇地问：“什么叫任脉？督脉？打通了又怎样？”

老师说：“前面的叫任脉，后面的叫督脉。其他问题，暂时先放下，现在，你一切不要管，只是好好地保住！”

当时，我心想：老师既然如此郑重地当众宣布，当然不是走火入魔，反正我心里现在很喜悦满足，其他的由“他”去罢！

我就那样的继续坐下去，腿不累，心不乱，肚子也不饿。

一直坐到下午，发觉月经来了，而且，来很猛，算算日子，刚刚过去几天，这恐怕真的出了毛病了，於是，赶紧去请教老师。

老师一听，高兴的说：“好哇！赶紧斩！”

我问：“斩什麽？”

老师说：“斩赤龙呀！就是斩那个东西。这正是最好的时候。”

我追问：“怎麽斩？”

老师说：“我又不是女人，我怎麽知道如何斩？你自己现在应该自己知道了！”

说实在，斩赤龙，正和任、督二脉一样，都是生平第一次听到，根本不知如何处置。但是，心里一横，想著：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死就死吧！不去管它！斩不斩的话，至多不过是血崩。所以我虽是茫然，却很安静的走开。老师突然在我身後，说：“空掉它。”回到座具，心想：空掉它？这个我做得到。对！空掉它。

刚这麽一想刹那间，血就止住了，它的停住，正像它来时的突然与猛烈。

原来身上前後的两道气，在血止的同时，突然间，转变成了一道急流。原来这两道气，我是可以任意使“他”升降的，这时，“他”却自己变成一道河流，周身上下前後轮转，转动的时候，可以觉得：有个轨道，并且上面有个东西，“突—突！突—”的在轨道上奔驰，就像是火车在一条有三根铁轨的轨道上飞奔前进。

我又去报告老师：“现在血是止住了，但是身上又出了变化，任脉、督脉全没有了，它们连成一条河流，上面还有一个小火车的东西，‘通！通！通！’的在旋转。”

老师说：“哎呀！你怎麽这样的好运气！真是瞎猫又碰上了死老鼠。这是转河车！不是转火车。”

我问：“什麽是河车？”

老师说：“就像那古时耕田用的河车，农夫踩在上面转动著，把木格子的水随著从下面兜上来。从前，古时候，没有火车，所以，把这个现象称为转河车。”

这时，已是第六天了。

第七天，我们打七结束，大家下山。我内心充满了喜悦与满足，我并没有得到什麽，只是体会了“狂性自歇，歇即菩提”的确切含义，同时，使我了解并且确信“心物一元”。

从前我必须用尽各种方法在静坐中求定，还是得不到。现在一坐下，我的心自然就安定，不必用持咒、念佛、观想等等去除妄念，妄念自然没有了。

至此我深深体会到心真能影响物，反过来说，物也能影响心。而心物两个东西，实在同一的。在事实上，我并无所得，只是解了“狂性自歇，歇即菩提”的真义，就有这许多的身体的变动发生。

打七结束时，我向老师叩首礼拜，很感激的说：“我流浪了二、三十年，现在，总算找到家了。从此以後，不会再去东奔西闯，同时从现在起，我再开始吃素。”小时候吃素，是吃的儒家素。今天，吃的是佛家素。我吃素既不是要增加福德，更不是为了怕因果。如果吃素有一点点功德，这个功德就回向给我那个老同学—张起钧先生。因为不是他，我不会认识老师，没有老师，我不会有今天。

从一九六五年吃素到今天，又已经有十六年了。

心如墙壁

下山以後，我曾经准备在老师住的附近，租一间房子，藉此闭关一些时候。但是我不能决定，我有很多问题挤在心里，我必须静静的单独默想，於是我就去住在旅馆里，那时并没有亲友知道我回到了台北，更不知我住在那里。只是回国时，托一位老朋友替我办理入境证，只有他知道我回来了，并且住在那里。

在整整两天中，我不接电话，不接见人，一位蒋太太，得到我的行踪後，站在我的屋门外，哭求见我一面，并为我送来食品，我却毫不动心的硬是不理。我只是专注的清理心中的所有问题。我没有走下床，也没有盥洗，就只是坐在床上，把窗帘全拉起来，不吃不喝不点灯，只是静静的想，想过去所读的书，老子、楞严、论孟以及其他不能了解的一切问题，这些问题像电影似的一幕、一幕的显现，而我不必凭理解，也不靠思想，更不用分析，只是感觉的一一明白，这种意境很难解释，只是，我感觉到自己变得好聪明，仿佛那些问题不再是问题，几乎是本来就知道的。

当时，心里充满了感激，感激释迦牟尼佛，感激南老师，我曾经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女儿，告诉她，我的喜悦，我说：“粉身碎骨，难报师恩。”生我的是父母，给我第二生命的是南老师。在这几乎两整天的时间，那位替我办入境手续的朋友，对於我的自我禁闭，真是又急又气，最後他在门外下了最後通牒：“我给你办的居留只有十天的期限，你倒是延长？还是出院？必须说明白。假如以後发生任何後患，都必须由你自己去担当。”我只好把门打开。从门外射进的灯光里，他一见我，就说：“哎呀！你怎麽变得像鬼一样？这是怎麽回事？”我说：“我两天来，没有吃饭，没有喝水、没有洗睑，没有移动过。”

他想把帘子拉开，我连忙说：“请先不要拉开帘子，我最好慢慢的见光。”这位朋友，急迫的追问著：“你到底是在这里搞些什麽？”那时，我从心窝口到眉端，堵塞得满满的，就像是一堵墙，堵在那儿。整个人也像一堵墙，所以滴水不能入。

我说：“我现在堵在心里有很多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是留下来？还是走？目前，最不能解决的，是我心里头的这一堵墙，我自己都没办法思想。”他说：“你不会打电话，问问南老师，看怎麽办是好？”

我说：“南老师刚刚打完七出来，每一次打七之後，老师常说他就像去掉了半条命。所以，这个时候，我实在不忍心再去打扰他。”

他就试著问我这些时候想到了什麽问题，希望能说给他听。他并且要求开一盏灯，以便记下来。我把心里的一切问题，滔滔不绝的像倒水一样倾泄出来，等我把心里的话完全说出来，突然间，发现心理的这道墙，全消失了。现想一想，那是否是“心如墙壁”呢？真是非常可惜。

从他进门，一直到说完，足足有两个半钟头，於是，我换洗一番，然後，我们就外出，吃我的第一餐素斋。然後和老师通了电话，报告他，我决定回菲律宾。

老师嘱咐我：多珍重，常来信。我便飞回了菲律宾。

我慢全消佛慢激增

从打七时候起，即使我在禁闭期间，河车一直都在身体内转动，日夜不停的转，路线很清楚，力道很强。我可以随心意的让它倒转或顺转，不去理它，它也在那里转个不停。

回到菲律宾，我先生看著我说：“你的神色好像有点不同。”我说：“是的，我好像整个的换了一个人。”

他告诉我别後，在使馆和家中所发生的琐碎、烦恼的事。我听了後，竟然微波不生，只是说：“这并不是什麽问题，算不了什麽，丢开好了。”那时候，内心平静得很，不会生气，也不会激动，也不大愿多说话，更不愿多见人。

这一次，我带回很多的经书，我贪婪的读书、沉思、默想、静坐。

逐渐，从台北传来了我参加“打七”的经过。於是，佛教中人希望我能到庙里去讲经。我婉辞了，因为我不知道如何讲法。於是，他们要求我只是随便谈谈我的学佛所得。在瑞妙尼师的推动下，约集了一些居士到我的家里，大家谈谈佛法，越集人越多。瑞妙尼师终於邀集了几十个人联合写信给我，请我正式开讲心经。每月只讲一次，上午讲完之後，下午，他们便在电台用闽南语播放。一月一次，讲了一年才把这部心经讲完。因为人太多，家中容不下，所以只好把讲经的场所设在瑞妙法师的灵鸶寺大殿上。同时其他庙里的师父们也要我去讲经，我老实的对他们说：「我只读过两种经，一个是心经，一个是楞严经，我实在讲不出什麽法，更是不会讲经。

讲完心经，瑞妙尼师的主意办法很多，她又邀集几十位居士再联合要求讲楞严经。

我向她开玩笑：“瑞妙师，你不要我讲楞严经，我会把您的庙拆了的。”她说：“没有关系，你就是拆了我这座庙，我也不在乎，只要你讲。”不料这番对话，竟成忏语，她竟被人诬告，惹了很大的麻烦，不能在菲律宾永久居留。但是她後来到了檀香山，又赤手空拳的盖了另一座庙。她的毅力，她的见解，她的气魄，都非常人所及。

有一位有钱的华侨，有一天去庙里，正听到我讲经，他立刻提一笔钱送给我，算作对我的供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