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499555","toptitle":"","toptitle_color":"","title":"复合型医学人才的进阶之路","title_color":"","subtitle":"","subtitle_color":"","crtime":"2024-12-05 09:13:59","condition":"来源：健康报","thumb": ""} 本报记者 郭蕾 成为一名不仅能看病还能做医学前沿研究的复合型医学人才，是很多医者努力的方向。在日前举行的北京市医学科技创新院士、北京学者“领航”系列讲座第十讲上，北京学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常务副院长周玉杰，北京学者、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分别结合自... 本报记者 郭蕾
成为一名不仅能看病还能做医学前沿研究的复合型医学人才，是很多医者努力的方向。在日前举行的北京市医学科技创新院士、北京学者“领航”系列讲座第十讲上，北京学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常务副院长周玉杰，北京学者、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分别结合自身科研经历，为大家呈现复合型医学人才的进阶之路。
良医当有“匠心”
周玉杰笑称自己是一名“手术匠”。
从医30余年来，周玉杰秉承医者仁心、工匠精神，完成心脏手术超2万例，为疑难、复杂、高危患者救治寻找突破口；将临床技术和医学研究结合起来，带领团队在冠心病微创介入治疗、冠心病与相关疾病领域交叉研究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系列研究成果国际领先。
周玉杰是如何做到的？这可从他题为《心血管疾病诊疗的挑战与创新发展》的讲座中找到答案：要有医者仁心，也要有工匠精神。医者作为修复生命的“工匠”，要敬业、精益、专注、创新。
冠脉介入治疗是用于治疗冠心病和其他心血管疾病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我国，直到20世纪末，心血管界绝大多数都采用大腿根部的股动脉作为穿刺的常规途径。随着手术病例的增多，周玉杰发现，该术式需要患者卧床十几个小时，还会引发严重出血，并因此导致很多并发症；医生则要持续为患者按压止血，患者痛苦、医生辛苦。
有没有让患者更舒适、更安全的手术方式？2000年前后，欧洲和日本有同行采用经桡动脉的介入方式，这引起了周玉杰的关注。他默默研究，等待着实践机会的到来。
2002年，有一名患者因腿部患有脉管炎，无法经股动脉穿刺，于是周玉杰尝试从上臂的桡动脉进行手术。首例手术的成功，给了周玉杰十足的信心，他和团队一头扎进经桡动脉介入治疗的研究中。
当时，很多同行并不认可这种手术方式。“相比于直径约6毫米的股动脉，桡动脉直径小，仅有2毫米，穿刺难度大。术中，患者更容易痉挛，还可能存在各种迂曲、变异或者狭窄病变等。”周玉杰说，“他们说我放着阳光大道不走，偏走‘羊肠小道’。”
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条“羊肠小道”不仅减少了患者术后长时间卧床、出血的痛苦，也大大降低了患者死亡率。该术式被应用于多种高危复杂病变的介入治疗，有限的医疗资源得到更合理运用，患者的就医压力也相应减轻。
冠状动脉支架是心脏介入手术中常用的医疗器械，多为圆柱体。在多年的临床工作中，周玉杰发现，有些患者的左主干较粗，可达4毫米至5毫米；而其前降支和回旋支血管直径很窄，仅有2.75毫米至3毫米。“这种情况会大大增加手术难度，如果采用3毫米的支架，左主干端无法实现贴壁良好，未来有支架内形成血栓的风险；如果选择4.5毫米的支架，远端再放置一个3毫米的支架，两个支架重叠，也不利于后期愈合。”周玉杰介绍，“人体中有多种动脉，形状千差万别，千篇一律的柱状支架，并不能满足临床需求。”
支架能不能换一个形状，以适应各类患者的动脉情况，减少并发症？带着这个问题，周玉杰开始了新的探索，最终锥形球囊应运而生。“这种支架可以适应血管管径由大到小的情形，碰到迂曲的血管病变，可以把迂曲的血管病变拉直。”周玉杰介绍。
深耕临床、发现问题，周玉杰一次次地研究和创新，为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打开了更多生命通道。
“总会有成功的那一天”
多年来，沈琳深耕上消化道肿瘤的临床综合治疗、精准治疗及转化研究，以及抗肿瘤新药临床研究；带领团队建立消化道肿瘤临床与转化研究体系，研究成果改写国内外临床实践指南30多项。讲座中，沈琳以《临床与转化研究促进学科发展》为题，讲述自己在临床与科研中的心得和经验。
消化道肿瘤普遍具有异质性较强的特点。“胃是人体容纳、消化食物的器官，还兼具多种复杂功能，不同发生部位的胃癌患者会表现出不同的临床特点，这也导致胃癌相关治疗进展比较缓慢。”沈琳表示，“消化道肿瘤难治。正因为难，才更要找到答案。”
沈琳介绍，从治疗靶点发现到成功上市，一款新药的问世需要经过研究开发、临床前试验、临床三期试验等步骤。在此过程中，需要药企、主要研究者、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等的密切配合。
“药企的药物研发人员并非临床医生，他们的药物研发能力强，但临床布局能力相对较弱，他们需要获得相应临床建议。面对复杂的消化系统肿瘤，药企想要药物研发成功概率高一些，就需要早一些和主要研究者沟通对接。”沈琳介绍。同样，在新药研发过程中，主要研究者也需要打好“提前量”。如果可以在早期研发阶段就进行更多发现和探索，主要研究者便可更加准确地把握临床需求、药物的作用机制、潜在疗效、安全性等，给药企更加全面、合理的临床建议，从而大大提高研发效率。“可以说，双方的尽早合作，会让药物研发事半功倍、少走弯路。”沈琳说。
于是，循着该思路，沈琳团队搭建了“消化道肿瘤拟人化动物模型库”。该模型库包含超过200例样本，各亚型齐全，涵盖携带HER2（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等不同靶向分子标签模型，能模拟患者远处转移、继发耐药等情况。研究平台依靠模型，完成近20种抗肿瘤新药的临床前疗效及安全性探索研究，直接推动吡咯替尼、阿法替尼等快速进入Ⅰ~Ⅱ期临床研究，极大加快了抗肿瘤新药研发进程。
沈琳介绍，靶向HER2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DC）类药物TDM-1在乳腺癌的治疗中效果显著，但在胃癌治疗中却失败，因此国产的ADC类药物RC48上市后，未在胃癌患者中尝试开展临床试验。沈琳团队通过临床前研究发现，PDX模型中RC48不仅抑制HER2高表达的肿瘤，也对中低表达组有效。该研究促使RC48成为中国获批的首个用于治疗胃癌的国产HER2 ADC类药物，也推动其成为HER2阳性患者晚期胃癌的三线治疗药物。
“从临床前到临床，再从临床回到临床前，我们把转化研究和临床研究相结合，形成链条式的研究体系。”沈琳表示，“在临床探索的道路上，可能会遭遇失败，但我们屡败屡战，不断成长，总会有成功的那一天！”